Page 104 - 《社会》2013年第6期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

认可的、旨在追求经济福利而非政治正义。因此，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
总强调他们的抗议纯粹是要求落实由国家承诺的经济福利，而不是要
威胁任何政治稳定。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发出的“信号”，在抗议活动
中经常会提出与官方用语保持一致的口号，并尽力按照国家规则来行
事。尽管“权利”和“公民”这两个词汇充斥在当代中国的官方和大众的
话语中，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要求对抗国家权力的法制保护（“市民社会
公民权”），也不等同于要求在政治上参与到国家权力之中（“政治公民
权”）。相反，抗议活动本身是对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制衡，是强化而不
是挑战国家权力，并且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统治权
威。因此，裴宜理（ ２００８犪 ， ２００８犫 ）主张将建构当代中国民众抗议活动的
框架模式称 为 “规 则 意 识”（ 狉狌犾犲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而 不 是 “权 利 意 识”
（ 狉犻 犵 犺狋狊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
三种解释框架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日
常反抗”模式强调农民的生存道德以及对地方性传统和文化特质的把
握。“法权抗争”模式把实现“合法抗争”（ 犾犪狑犳狌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视为中国
社会体制下农民维权抗争的基本运作形态，突出了农民策略理性能力
的运用（李德满， ２００９ ），实际上是在探究农民维权抗争的“合法性困境”
问题（合法性生产和维续问题）（应星， ２００７犪 ）。“法权抗争”模式对近十
多年出现的农民诉讼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因而被广泛应用于
解释农民抗争的原因和性质。“规则模式”试图阐明中国民众的抗议和
政府的回应之间有其天然的“规则意识”：以追求生存权为基本诉求（民
众），以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生存权（政府）；抗议不构成对现有政治权
威的直接挑战（民众），以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来化解各种危机和挑战（政
府）。裴宜理（ ２００８犫 ： ４９ ）意在提醒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
国，权利这一标签相近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赋人权和市民社会的观

念，或者单在这之上提出自由主义式的对强大国家权力的批评”，不要
过分高估中国民众抗争的政治创新性和威胁程度。
但是，这些解释模式都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拓展。其一，“日常反抗”
模式和“法权模式”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巢臼，即要么强调农民的“弱
者地位”及其反抗的“生存伦理”困境，要么强调农民的“主动性”，认为
“合法抗争”的持续使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行动已经具有明确的政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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