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
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卡斯特， ２００３ ： ４ ）。根据
材料运用目的的差异，卡斯特（ ２００３ ： ４ ）把认同的社会建构划分为三种
形式：（ １ ）合法化的认同，即权威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介入以使其支配
合理化，如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国家；（ ２ ）拒斥性的认同，即在支配逻辑
下行动者基于被贬低或污名化的处境所产生的，如宗教、部落、少数族
裔等；（ ３ ）重新规划的认同，即社会行动者建构一种新的认同以重新界
定其社会地位，进而试图全面改造社会结构，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民主主义。而且，三者之间密切联系并相互促进。没有合法化的
认同就不可能产生拒斥性的认同，而后者可能创造出全新的认同形式。
当然，后两种形式之间无法严格划分，内在因素有着高度重叠与交叉，
但拒斥性的认同是第三种形式的逻辑与理论基础。
为何可以从认同角度来研究公民身份？原因一，社会心理学家给
这个本质上混乱的认同概念带来不同理解，因此有利于从他们的理论
与经验知识来丰富社会认同过程的研究（ 犕犪狕犪狊犪狀犱犓犾犲犻狀 ， ２００３ ： １ ）；原
因二，社会认同本身的研究有利于公民身份研究，因为社会认同源于社
会群体中的个体对成员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与那种成员身份关联的
价值、情感意义（ 犜犪 犼 犳犲犾 ， １９８１ ： ２５５ ），因此它处于群体间关系的当代理
论即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 犜犪 犼 犳犲犾犪狀犱犜狌狉狀犲狉 ， １９８６ ）；原因三，公民身份
的新维度，尤其是超民族、亚民族以及公共领域的多重认同的出现，要
求把社会认同研究与公民身份研究在观念与行动层面关联起来。社会
认同传统非常依赖于认同的现象学界定，集中于与群体成员身份相关
联的认知、评价与情感（ 犜狌狉狀犲狉 ， １９８７ ）。群体行为只是这种自我界定的
结果，同时也是嵌入行动之中的。即使许多群体的形成源于历史与宗
教偏好，但这毕竟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一种积极构建。认同不是对
特殊社会情境自我论证的结果，而是通过公共领域中的争论和冲突构
建起来的，只不过行动与认同之间的联系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诉求。
那么，公民身份与认同之间在理论上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过去
十余年里，相关的争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政治理论中获得高度关注。
这是因为，公民身份与认同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即什么
概念工具可以有效界定所能意识到群体权利的公民身份？在高度发展
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认真对待群体差异的或多层的公民身份（ 犐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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