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13年第5期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追讨维修基金就是广州政府监督缺失的佐证。
对广州业主论坛的沟通网（图 ４ 左）所传播的信息内容的分析表
明，同一行政区的小区之间更有可能交流。这是因为相邻小区会面临
共同的威胁，比如公共项目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或会面对着相同的对
手（地方政府、开发商等），这些共同的威胁进一步促使受影响的业主进
行交流、讨论甚至联合行动（例如集体书面请愿）。
当业主面临超越小区层面的具有同质性的威胁时（例如，众多小区
的维修基金的缺失、业主面临暴力威胁等），它们往往难以通过级别较
低的政府解决问题，而是有更大的动力将市政府作为上访或申诉的对
象。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分析显示，上海业主在 ６．６％ （ ３８ 个小区）的纠
纷事件中采取了诉至政府的行动方式，市政府卷入的业主维权或纠纷
事件占 ２．６％ （ １５ 个小区）。广州业主在 １１．６％ （ １１１ 个小区）的纠纷事
件中采取诉至政府的方式，市政府卷入的业主维权或纠纷事件占 ６．２％
（ ６０ 个小区）。可见，广州的业主有更大的动力寻求小区外的行动者
（包括其他小区业主或业委会）的支持，协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组织结构与物业冲突治理
在社区建设方面，尽管广州市的社区治理体制呈现出与上海类似
的特点， １７ 但上海社区建设开展更早，街居体制的制度与组织变革尝试
更为多样化，也具有更为强烈的政府驱动特征。上海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中期就开始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之后又积极扩展街道
以下的第四级网络（桂勇， ２００７ ）。在党建工作方面，力图做到全覆盖，
采取多种措施尽力把党的组织纽带延伸到基层的每个角落。此外，上
海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中的“强政府”特征也显示出强烈的包容性，在建
设一套具有向下渗透能力的网络时，也充分发挥了街居体制对上的利
益表达功能。因此，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是业主利益表达和沟
通的渠道。广州的一位业主积极分子讲，上海的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
以及业主委员会之间存在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彼此之间的矛盾没有
广州那么尖锐。 １８ 与之相对，广州的居委会的利益表达功能相对较弱。
笔者 ２００８ 年对广州市 犌犢犡 小区（一个传统小区）的田野观察也佐证了

１７． 关于广州市的描述，参见何艳玲（ ２００７ ）。
１８． 参见：访谈记录 ２００８１２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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