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管理的制度环境。
本文引入治理结构这一分析性概念理解业主所面临的“威胁”。治
理结构通过影响物业管理中的制度供给和组织架构影响物业管理过程
中发生重大社会纠纷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首先，政府通过制度建设
和加强监管等减少大规模物业纠纷的发生；其次，通过社区建设完善和
强化社区治理结构，为潜在的冲突主体提供利益表达和协调沟通的渠
道（比如，居委会、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业委会）；同时，基层治理主体（比
如，居委会）可以发挥社会控制和管理的角色，以先发制人之势介入纠
纷的调解，在纠纷扩大化前缓和或解决社会矛盾，抑制物业纠纷激化并
演变为跨小区的公共议题的可能性。
当物业纠纷激化并上升为跨小区的公共议题时，是否得到体制内
盟友的公开支持对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具有重要影响。体制内
的支持者为跨小区的水平联合提供了政治空间与持续的外部推动力，
后者又进一步影响业主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和交流，从而塑造了业主的
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控制与业委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
当政府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手段强化自身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时，制度
供给有可能转化成利益表达的渠道，从而减少出现体制外改变治理制
度的诉求（比如上海）。与之相应，即使后一种诉求出现，政府控制会减
少诉求者的外部支持，使行动难以持续和扩大。与之相对，如果政府的
社会管理力度比较小，那么改变治理制度的社会性诉求及诉求得到体
制内行动者支持也往往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广州）。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中国都市抗争，特别是都市抗争的水平
联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在正式倡导组织的发展空间狭小和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潮
缺乏等社会情境下，许多都市抗争可看作行动者对外部威胁的策略性
回应。因此，研究者需要具体分析不同都市抗争所涉及的威胁。
第二，研究者 需要 超越 以抗争 过程 和 抗 争 者 为 核 心 的 研 究 视 角
（ 犕犮犃犱犪犿犪狀犱犅狅狌犱犲狋 ， ２０１２ ），具体分析抗争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对威胁
的影响。其中，宏观制度建设、现存的利益表达与纠纷调解渠道是重要
的要素。换言之，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都市抗争提供了一
个起点，但是在西方文献中被看做外生的、不需要解释的变量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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