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认为自己拥有 犡 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相对剥夺感就会
产生。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剥夺感通常表现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
定以及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满意度。这种认定和满意度已经被证实同
一 系 列 负 面 心 理 状 态 存 在 极 强 的 内 在 联 系。 布 罗 克 曼 等 人
（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发现，相对剥夺感是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居民低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相对剥夺
感的研究对本文的重要启示在于，相对剥夺感在中国社会并不是平均
分布于不同个体的。具体来说，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个体相比在私有部
门工作的个体有着更低的相对剥夺感。胡安宁（ 犎狌 ， ２０１３ ）在研究中国
社会居民的幸福感时发现，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人依然受益于公共部门
的再分配逻辑，因此能够更多地享受到住房补贴、医疗服务、岗位津贴
等再分配收益。此外，公共部门的雇员还能够较容易获取到诸如子女
入学优待这样的社会资源。所有这些资源的获取都与公共部门的再分
配制度紧密相连。有学者（ 犢狌 ， ２００８ ）还看到，公共部门或多或少地保
留了改革前国家再分配的基本特征，因此，身处其中的个人会较少受到
市场转型的冲击。换句话说，公共部门雇员较之市场风险抵御程度低
的私有部门雇员，其生活和工作环境更为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公共
部门的劳动者有着较低的相对剥夺感（ 犎狌 ， ２０１３ ）。相对剥夺感历来都
是衡量个体社会认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个人的一般信任水平
具有重要影响（ 犠犻犾犽犻狀狊狅狀犪狀犱犘犻犮犽犲狋狋 ， ２００６ ）。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 ３ ：公共部门相对私有部门会表现出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因
为公共部门成员有较低的相对剥夺感。
概括而言，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身处公共部门的个体相对于身处私
有部门的个体会表现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这种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
异可以归因于公共部门成员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更低的相对剥
夺感。这些假设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１ 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认为一般信任水平和工作部门之间的中
介变量可能是政治参与度及相对剥夺感，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两个可能
的中介变量能够完全解释一般信任水平在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差异。
除了它们，完全有可能有其他的中介变量在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
说，本文更多属于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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