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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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成员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于生活机会层面。相反，制度背景的社
会效果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必然包涵它对人们的基本态度、价
值观和生活方 式 等 诸 多 方 面 的 影 响。例 如，什 托 姆 普 卡 （ 犛狕狋狅犿 狆 犽犪 ，
１９９９ ）就认为，相比于收入、入学机会这样的“硬变量”，个体的生活方
式、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这样的“软变量”在社会学领域内的重要性已经
越发凸显。因此，这些“软变量”也应当是制度分析需要考察的对象。
本文即尝试从“软变量”分析入手，讨论身处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
制中的不同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上的差异。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通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置来体现其影响
力的。以往研究者大多是通过分析不同的雇佣部门来探索制度环境的
影响（参见 犖犲犲犪狀犱犆犪狅 ， ２００５ ）。具体而言，在当代中国，有两种不同
的雇佣部门近似地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制度环境：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
对应于市场机制的是私有化的雇佣部门，即私有部门，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跨国公司、私营企业等。在私有部门中，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市场
交换。因此，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人，其主要社会联系往往集中于市场中
的不同参与者，如客户、供应商等。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带有“水平化”
（ 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 ）的特征。在市场上，个人的生活机会主要取决于个体应对
市场变化的能力，这导致私有部门中的个体对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如随
时会有被解雇的危机）。
与国家再分配体制相对应的雇佣部门是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相
比，公共部门的界定比较模糊 （ 犕犪狉犻狀犪犽犻狊 ， １９９４ ）。在中国社会，公共部
门一般是指这样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为普通市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
务，并通过政府财政得到相应的经济支持，因此和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
（ 犆狅狅犽犲 ， ２００４ ）。德莫格等人（ 犇犲犿狌狉 犵 犲狉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在研究当代中国
社会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收入差异的时候认为，公共部门包括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本文基本接受德莫格等人的划分，但在
他们所建立的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
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很多国
有企业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特征，因此将其划分为公共部门
是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不少国有企业丧失了过去政府的
财政支持，转而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也被纳入到市场体制之下，
即使它们保留了名义上的国企身份（ 犖犲犲犪狀犱犗 狆狆 犲狉 ， ２００７ ）。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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