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13年第4期

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１９９１ ）。以往的一般信任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采用了这种制度分析的
视角。例如，一些研究对比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对个体一般信任水
平的影 响 （ 犇犪犺犾 ， ２０００ ； 犎犲犾犱 ， ２００６ ）。按 照 什 托 姆 普 卡 （ 犛狕狋狅犿 狆 犽犪 ，
１９９９ ）的观点，民主化的制度环境可以带来规则的确定性、透明性、稳定
性和可靠性，进而促进个体一般信任的提升。除政治制度外，也有学者
指出，社会制度环境本身的异质性程度（ 犺犲狋犲狉狅 犵 犲狀犲犻狋 狔 ）也可能影响身
处其中的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人们或因为适应了异质化的制度环境
（例如多种族国家）而倾向于更加信任一般化他人，或因为无法适应异
质化的制度环境而退隐于自己的“小圈子”，进而降低对他人的信任水
平（ 犢犪犿犪 犵 犻狊犺犻犪狀犱犢犪犿犪 犵 犻狊犺犻 ， １９９４ ； 犓犲狊犾犲狉犪狀犱犅犾狅犲犿狉犪犪犱 ， ２０１０ ）。
总之，个体对他人的一般信任与个体所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分不开。
特定制度环境的某些特征有可能增加或者降低个体对于他人的一般信
任水平。
那么，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怎样的制度环境与个体的生存发展最
为息息相关？这样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社会成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
平？显然，与个体生活最为相关的是职业。众多关注中国社会的实证
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制度环境：一类与“市场机
制”相联系，另一类与“国家再分配机制”相联系（ 犖犲犲 ， １９８９ ； 犖犲犲犪狀犱
犆犪狅 ， ２００５ ； 犖犲犲犪狀犱犗 狆狆 犲狉 ， ２０１０ ）。两类制度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约
束性条件”（ 犮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狋狊 ），从而 使生 活于 其中 的个体呈 现出 不同 的 单
位 ／部门属性，即某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虽然早期的市场转型理
论提出过一个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想化模型（ 犖犲犲 ， １９８９ ），但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市场机制与国家再分配机
，
制是共存甚至共变的（ 犅犻犪狀犪狀犱犔狅 犵 犪狀 ， １９９６ ； 犅犻犪狀犪狀犱犣犺犪狀 犵 ２００２ ；
犣犺狅狌 ， ２０００ ）。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个体
而言，市场机制与国家再分配机制代表了影响个人生活的两种重要制
度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对不同制度环境下个体生活的探索主要集
中于个人生活机会（ 犾犻犳犲犮犺犪狀犮犲 ）的差异。比如，同样是上大学，再分配
制度下可能存在着特殊的录取路径———举荐，但这类举荐在市场制度
下则 不 可 能 或 极 少 见 到 （ 犔犻犪狀犱 犠犪犾犱犲狉 ， ２００１ ； 犠犪犾犱犲狉 ， 犔犻 ， 犪狀犱
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０ ）。研究个体生活机会固然重要，但社会内在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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