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社会》2013年第4期

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充权

（ 犚狅 犵 犲狉狊 ， １９７９ ）等议题。戈夫曼的全控机构被赋予了灰蒙蒙的悲观主
义色彩，人在其中只有被操控的命运，没有自由，他的主体性始终被制
度和机构结构所折中、淡化和蚕食。
如果不放下“正常人看异端”（福柯， ２００７ ）的权力感或他者视角，
就很难真正理解他们，所以，在精神康复实务中，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克服
的就是“正常”与“非正常”的价值判断。休斯顿（ 犎狅狌狊狋狅狀 ， ２００２ ： １４９ ）曾
提醒社工要开展“具有文化敏感度的社会工作实践”，必须时刻反省自
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充分融入服务对象的文化
生活中。
如今，距离戈夫曼写这本书的时期已有半个多世纪，情况是否发生
了变化？本文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下讨论住院精神病康复者的主
体性，即他们居住于怎样的环境之中，是否具有主体性，在医院这一较
为特殊的场所中主体性如何体现？此外，在案例的基础上可以发展怎
样的理论框架，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中某些权威相对集中的
场域 １ 下人的主体性？
从本研究看来，需要构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这些机构一方面对
居于其中的人施予限制，致使其失去一定的自由，因此有压迫性；另一
方面，它又能激发人的“叛逆”和抵抗行为。人在其中可能既被动又有
一定的主体性，对于自我的建构也呈现这样的特点。笔者希望用另一
种视角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看作整体的人、与环境和他人和谐
互动的人，从而关注其日常生活中的优势、能力与特长，看到他们“病
态”外衣下的“聪明”、“良善”和“坚强”等，即“弱者的智慧与品格”，看到
并接纳其“与病共生”（叶锦城， ２００５ ： １７５ ）的状态，从而借助除医学、护
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将精神病人视为治疗客体外的视角，即他们是自
身生命的主体，揭示他们的主体能动性。
（一）日常生活：身体力行的碎片化空间
在西方学术界，精神病院的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范式的本意是相
悖的。大多数精神病人在院时间很长，动辄数月，长的达数年甚至十几
年。无论他们开始是否接受，医院生活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那里，他们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吃住劳作和一系列休闲活动构成了

１． 这里能否被称为戈夫曼的“全控机构”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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