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6 - 《社会》2013年第4期

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充权

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与压迫，表现在对精神病人身体的控制与规训。
所以，在精神康复实务中，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克服“正常”与“非正常”的
价值判断。
广州市某精神病院就属于这种院舍式隔离康复模式，是一个唯医
生马首是瞻、被专家权力管控的封闭场域。本文第二作者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１ 月在该医院的康复科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康复科是病院的
附属治疗科室，康复服务主要包括特殊工娱治疗、音乐治疗、团体心理
治疗、社会技能训练、认知纠正训练、职业功能训练和理疗服务等。在
这些服务内容中，医药学和心理学服务占主要地位，其他尚处于规划建
设中。社会工作者本着促进精神病人重返社会的宗旨，主要为恢复状
况较好的病人提供社交技能、情绪控制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辅导和心
理咨询服务。在医院中，医务专家是权力和话语的支配者，病人自然被
视为“病态的”、“不正常”的。作为实习生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病态”
与“非正常化”问题时，很容易被这个专家场域“同化”，例如，虽然口中
一直称住院康复精神病人为“休养员”，但心中仍会不时地认为“他们是
病人，是不正常的”。如果社会工作者（下简称“社工”）总把自己看问题
的眼光强加在受助者身上，就容易忽视个体的尊严和独特价值，看不到
精神病院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各种形式的规训（王辅贤， ２００８ ： ７ ）。在 ５
个月的接触中，笔者的心态一再发生变化———从由社会污名带来的“害
怕之心”，到医学标签带来的“可怜之心”，再到不知所措带来的“麻木之
心”，最后产生了相信服务对象能力的“接纳之心”；从开始的紧张、不
安、好奇、怜悯，到后来的逐渐了解，到开始思考为何会有这些转变，以
及这些转变在社工介入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等问题。
基于上述的实务经验与心路历程，笔者尝试探讨社会工作者应如
何摆脱“非正常化”与“病态观念”的控制。在分析精神病医院专家场域
中的权力关系时，笔者发现，住院康复者并不是甘心屈服这种管控和规
训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避让但不妥协”的微小抗争（练玉春，
２００４ ： ８０ ），不断诠释着自己的身体经验和内心感受。这种日常生活的
微小抵抗被塞托（ ２００９ ： １０５ ）称为“日常生活实践”，即一种底层弱势群
体的生存策略或生存艺术。这一观点启发笔者看到了个体生存的主体
性———在专家权力管控之下存在诸多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场景，康复者
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灵活而微小的抗争，而这也是他们自我身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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