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面对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等各类病人时，将其行为与患
病之间进行简单的因果化，往往会产生情感上的偏见；将其当作医学对
象、研究对象并对之标签化也制造出了知识和专业的霸权，使我们与其
权利关系越来越失衡。我们是否能先把他们看作“人”，真正看到服务
对象的独特性与他们的自身价值，从而尊重和接纳他们呢？
其次，在精神病院的康复体系中，医生、康复技师、护士和病人家
属，甚至病人本人都忽略了住院康复精神病人生活的自主性。一些看
似保护病人的纪律和医嘱，有时却成为一种束缚，割裂了病人日常生活
的相对自主性。病房中的潜在规训使精神病患者时刻处于自我审查与
被监视之中。
再者，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精神病人的“弱势”与“无能”感，将其置
于受规训的精神病院专业环境中，而忽视了他们在医院的“日常生活”
情境，造成了一种专业与日常、治疗与生活的割裂。
实际上，不同的“全控机构”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有学者认为，
戈夫曼的论述过于强调其特征、属性、监控方式和权力关系的同一性
（ 犇犪狏犻犲狊 ， １９８９ ： ８３ ），而精神病院作为其 中之 一，也有很 多 差异 值得 注
意，包括每一家机构的成立目的、开放程度，以及人员在其中被“剥夺”
的程度、拥有的相对自由度和可以抵抗的程度（ 犇犪狏犻犲狊 ， １９８９ ： ９２ ）。与
本研究最相关的是，住院康复精神病人虽身处受监管的环境之中，却也
非完全无力、无权，这一面相在研究中经常被忽略。
戈夫曼自己也提到过，监管和被监管的两方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社
会文化，并驾齐驱，虽鲜有交集却不时碰撞。被监管者常会采取“冷静
对待”（ 犾犪 狔 犻狀 犵 犻狋犮狅狅犾 ）的方式，颇有机会主义色彩地利用一些小技巧处
狆
理与同僚或监管者的关系，保全自己身心少受伤害。戈夫曼在书中多
处提及了很多病人们抗争的例子，比如他们会根据需要在工作人员面
前表现出后者希望看到的模样（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５９ ： ２８ ），会在多年的居住
中积累经验，“玩转系统”（ 犾犪 狔 狋犺犲狊 狔 狊狋犲犿 ）（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８ ： ５６ ），甚至
狆
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吃饭的时候偷带一小包盐等，都被视为一种对抗
系统的胜利。这些行为的意义实际上与塞托的微小抗争非常相似。但
这一维度似乎没有被很好地拓展，学者的讨论往往仅聚焦于组织结构
如何通过 对 身 份 的 权 威 改 造 来 影 响 个 人 行 为 （ 犇犲狀狀犻狊犪狀犱 犕犪狉狋犻狀 ，
２００５ ），或是 权 力 如 何 通 过 限 制 个 人 资 源 渠 道 达 致 影 响 他 人 的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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