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社会》2013年第4期

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充权

的、居高临下的，他们要对监管者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否则就会受到惩
戒。两者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可跨越（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８ ： １９ ）。第二，在全
控机构中生活的人往往被隔离于外界，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在一个封闭
的场所中进行，并需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有相对固定的时间表和安
排。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常世界中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结构性关
系被打乱，工作与休闲、劳动与报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
（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８ ： ２１ ），被监管人员只需干一些简单且无意义的劳作，他
们的生产只是象征性的，大部分时候无所事事。这使得人的劳动／工作
的天性被剥夺。第三，全控机构的集体生活使人员的家庭属性被淡化
甚至剥夺，他们与自己处境一样的人在一起吃住，甚少感受到家庭的气
息（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８ ： ２２ ）。戈夫曼（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８ ）指出了全控机构的
混合社会属性，它既有生活居住社区的味道，又有正式机构的属性，而
其中的工作人员往往就是利用了居家世界（ 犺狅犿犲狑狅狉犾犱 ）与制度世界
（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狑狅狉犾犱 ）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管控的手段。
在戈夫曼笔下，从人进入全控机构的那一刻开始，就要面对一个
“剥离程序”（ 狊狋狉犻 狆狆 犻狀 犵狆 狉狅犮犲狊狊 ），他的整个个体将被系统地改变。首先
是他的个体身份认同。从随身物品等物件开始，到个体的家庭、职业、
教育等各项特征和差异性都被统一的标准替代。他的自主思考权力被
剥夺，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作息时刻表和
集体活动。对工作人员的无条件尊重和对规章制度的无条件遵守将其
进一步纳入全面监控之下。机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的违反势必
要造成另一方面的惩罚，且这种反应有连锁效应，使他们不得不小心翼
翼以确保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纪律，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也会随之减少。
精神病人患病后，确实逐渐丧失了部分社会资源（工作关系及其他
人际网络）。“他们或被社会情境塑造为‘问题人’，或被‘吸纳社会’排
斥为‘边缘人’，易于堕入一种‘缄默文化’而失去其主体性，因此，他们
缺乏生命的动力与韧性，自我效能感极低”（卫小将、何芸， ２０１１ ： １０４ ）。
大部分现有研究揭示了精神病患被标签化和边缘化的情况，采取的是
“问题”视角，将病人置于绝对弱者的位置。笔者认为，研究中和现实中
精神病患的病态化原因可被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专业工作者，包括医生、社工和研究者等，在处理专业知识与
个人情感的关系时极易陷入一种不平衡与相互冲突的状况。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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