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3年第3期

理论化与制度精神

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概念框架的阐发。
进而言之，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所谓“中国经验”进行概
念化和理论化的尝试，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思考。
例如，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帕森斯的“一般理论”（ 犲狀犲狉犪犾
犵
狋犺犲狅狉 狔 ）和默顿的“中层理论”（ 犿犻犱犱犾犲狉犪狀 犵 犲狋犺犲狅狉 狔 ）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
理论化策略，是对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不同思考和进路。虽然帕森斯和
默顿都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两人的方法论立场却迥然有别：
帕森斯始终坚持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６ 而默顿显然是一个经
验主义者（参见亚历山大， ２００６ ）。帕森斯（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７７４ ）认为，从
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描述（即确定研究的“事实” ７ ）到解释都离不开
“概念图式”，他孜孜以求的“一般理论”，其主旨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
供“理论的实质性的共同基础”，结束不必要的“派系之争”，从而有助于
社会科 学 的 积 累 性 发 展。默 顿 （ 犕犲狉狋狅狀 ， １９６８ ： ３９ ）则 倡 导 “中 层 理
论”，拒斥“总体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对社会学的
发展有弊无利。默顿（ 犕犲狉狋狅狀 ， １９６８ ： ５１ ）认为，“社会学理论要想得到
重大发展，就必须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推进：（ １ ）发展特殊理
论，从中推演出一些能够在经验上考察的假设；（ ２ ）慢慢发展出（而非突
然性的启示）一个逐渐变得较为一般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足以巩固诸
特殊理论群”。显然，默顿的研究取向遵循的是从特殊到一般的经验主
义理路，这与帕森斯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８

６． 帕森斯称之为“分析实在论”（ 犪狀犪犾 狔 狋犻犮犪犾狉犲犪犾犻狊犿 ）。具体论述参见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７３０ 。
７． 帕森斯（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４１ ）指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事实”而非“现象”，一个事实就是
“借助某个概念图式对于现象的一种可以在经验上证实的陈述……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由这
种意义上的诸事实以及关于诸事实之间关系的陈述所构成的”。
８． 在通行的社会学教科书和诸多论著中，帕森斯和默顿往往被认为同是功能主义流派的主
要代表，而对他们各自所秉持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以及理论建构策略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则缺
乏深入的比较和分析。虽然两人都试图终结不利于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派系之争”，但其理
论进路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因为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相互间相对温和的批评，反而使读者
容易产生“误读”（参见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５ ； 犕犲狉狋狅狀 ， １９６８ ： ５２ ）。关于帕森斯和默顿之间分
歧的一个有意思的讨论，可参见 犠犲犪狉狀犲 （ １９８９ ： １４０犳犳 ）。作为“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５１ ），帕森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论具有深刻的洞见和详尽的论述，在这个方
面，默顿显得相形见绌；但就两人对二战之后社会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默顿无疑
更胜一筹，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今日的发展。关于这两种研究
进路及其各自的优劣，牵连甚广，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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