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
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
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一种以“人”为
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
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经济
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韦伯， １９９７ ： ９０ — ９１ ）
就此而言，在渠文这一试图“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中，对
“制度精神”的强调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就乡镇企业而言，
当我们强调这种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时，也不能忽略其价值取向的
另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改革之所以发端于
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之逼迫使然；同样，乡镇企业在改革
初期广大乡村地区的兴起，虽然有历史上的制度根源（如渠文所论述
的），但鉴于其所处时代背景及边缘性的地位，生存逻辑可谓主宰了乡
镇企业并不是很长的发展史。大凡经历过改革初期历程的中国人，恐
怕都对乡镇企业那种为了生存和扩张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及其生产的大
量假冒伪劣产品印象深刻。而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在转
制及后续的发展中（大多转为民营企业），其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并不
完全等同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同样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
强调乡镇企业体现出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
精神的另外一个面相：生存逻辑与功利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乡
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那么它所体现出的这个精神维度也具有总
体意义，尤其是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新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
形成，功利主义也成为当下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社
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自诞生伊始虽然主要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
描述和解释（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但批判和理想也是其研究的基本
维度。且不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作为古典社会理论
主要代表的涂尔干（ ２０００ ）和韦伯（ ２０１０ ），实际上都以批判功利主义的
社会理论作为创建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帕森斯（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犮犺．
４ ）对此给予了明确阐述，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进
行了系统批判，从而对“秩序问题”做出了经典性论述。而在当今中国
的社会学研究中，利益取向和利益关系似乎成为压倒性的视角，就此而
言，渠文所阐发的多维视角和制度精神无疑是对这种“唯利益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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