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3年第3期

理论化与制度精神

文作者前几年的一项合作研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 ）中也可以
看到类似结论。这项研究侧重于对改革历程诸阶段（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的制度改革———双轨制、分税制和市场
化改革、行政科层化等———的详尽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
“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但在实质意涵上，这种转变和孙立平
所谓的从“老总体性社会”到“新总体性社会”的转变并无不同。换言
之，经历了 ３０ 余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总
体性社会”，尽管其中的支配或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一点来
看，今天再来探讨和反思能够表征改革早期那种“总体性”变迁的乡镇
企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概念问题”

那么，如何提出和运用适当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乡镇企业这种“总体
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意义”？实际上，这正是渠文所做的一个主要
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首先，如何提出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分析概念？渠文开篇指
出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组织变革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理论解释的困难，在指出（来自经验研究的）描述性概念和简单
照搬某些现存的（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不足后，作者提出了
其理论化努力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首先，鉴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
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形成、组合和演化的基础过程，即一种结构性的社
会再造过程”，因此，对此过程的社会学解释需要“从原初概念出发来确
立逻辑清晰的解释链条”，需要源自多学科的“经典理论的宏大视野”；
其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任何表面看来微小的现象，都可牵一发而动
全身，都可透视出结构变迁的效果”，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解
释框架，即从现象与总体社会结构的关联出发，形成结构分析的基本脉
络”；第三，由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因此，“结
构分析不能停留在总体特征和类型的归纳层面，而应当深入探究造成
结构变迁的每个动力机制”（ ２０１３犪 ： ３ ）。显然，这每一个侧重点背后都
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判断，而作者在此所强调的“原初概
念”、“结构分析”和“动力机制（分析）”也将贯穿在随后的理论—经验分
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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