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13年第3期

为了公共利益

助边缘国家的问题上分歧严重。
欧洲出现的问题非常值得中国警醒。如果忽视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
展的作用，怀疑经济集聚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
间流动受阻的局面就难以改变，行政力量配置生产要素的方向便可能与全
球化、市场化的方向相悖。在这样的路径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
差别将难以缩小。一方面，沿海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形成了对于高
生产率企业的筛选机制；另一方面，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人口不能移出，
则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必将受到限制。
在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的情况下，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将会使
中国面临类似欧洲的难题。中国的利率长期被压低，企业和地方政府
都有强烈的融资冲动。宏观经济趋热货币政策宽松时，投资项目纷纷
上马。宏观环境紧缩时，地方政府更加要拉动投资，甚至一些山区较多
的省份都要搞“工业强省”计划。问题是，当经济紧缩时，投资的回报下
降，政府的偿债压力便会加大，而首先出问题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
低、经济增长缺乏地理优势的“边缘地区”。这和欧洲所出现的政府债
务危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货币政策是统一的。
除了低利率之外，中国还有几个制度性的因素会放大地方政府投
资过度的风险。第一，投资多少本应是个长期决策，但中国的地方政府
却有非常明显的行为短期化倾向，因为上级规定的经济增长和税收指
标全是短期的，政府官员的任期也是短期的，经济增长下滑所带来的就
业压力也是短期的。第二，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是企业性质的，其
融资方式有贷款、公司债和信托，因此，对政府实际的融资规模难以找
到有效的监管指标。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等机构本应主动评估地
方政府债务的偿债风险，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债务常常
被认为是有政府信用、有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潜力以及由政府资产为保
障的，其风险容易被低估。
面对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能简单地以为有统一的财
政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的确，中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当“边缘地
区”出现债务危机时，中央政府不用像欧洲那样讨论“救与不救”的问
题。但是，简单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出现危机的“边缘地
区”，仍然不能减少以前过度投资造成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会改变促
使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债的机制。相反，中央政府事后的救助反而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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