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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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
预期的是，伴随着当地社会发展进程的持续推进，多样性的民众诉求与
整体规划式的发展模式之间还会形成新的矛盾，当地民众与政府双方
将继续借用国家主流的“发展话语”来论证自身主张与行为的合理性，
力图去赢得某种话语资本，最大可能地占有由发展带来的利益。
此外，比照米格代尔（ ２００９ ）的“强社会—弱国家”理论框架，中国的
国家类型定位成为一个难题。根据主流学界的观察，中国属于典型的
“强国家—弱社会”，国家意志强加于民间社会之上的能力本应该极其
强大，但从平坝羌寨的情况看，当地灾后重建的最终结果并非如此———
中央政府的意志被完全扭曲，国家投入的大量重建资金被转为商用，当
地政府关于平坝羌寨旅游的整体规划也被迫搁置，老寨新村“同时可以
举办旅游接待”的最终事实注定了原计划的消解。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投
入并未换回灾区基层民众的感恩，更没有赢得灾区社会秩序的和谐，甚
至还播下了干群对立关系的“新种子”。灾区地方政府利用灾害争取到
大量的发展资源，并借此创造了“政绩”，但这不但未能赢得民众的认可，
还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自身开展工作的难度。灾区民众在不同程度上
获得了国家的经济资助，却在不透明的“捆绑式发展”模式中相互猜忌，
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都认定自己是“相对受损方”，并继续与政府不合
作，不断采用“隐喻型政治”的斗争技术争取更多权益。
再进一步分析，政府对地方发展事业的规划是国家权力具体运作
形式的体现，民众的各种抵抗则属于对这种权力运作模式的某种变相
“适应”。从静态的权力结构角度看到的是“政府独大”的基层政治现
实，而从动态的权力运作过程分析的角度看，政府似乎又成为弱势一
方。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认为“捆绑式发展”模式在中国虽然依靠
强制性权力获得了整体上的执行，但从更深层和更长远的角度看，其未
必是“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同样，“隐喻型政治”虽然为基层民众争
取到了诸多的话语主动权和物质利益，但其背后却隐含着颇多无奈和
被迫。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态如何演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后汶川地震时期的中国基层政治形态
在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
重大成就，灾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高标准地恢复重建，民众的居住条件也
得到了极大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但这些随处可见的政
绩并不能掩盖当地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直接源自灾区民众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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