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定价问题的斗争性协商，到寻找律师咨询购房合同，再到拒购新房和拒
领钥匙，在这一系列行为中，村民几乎调动了所有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政
治话语、资本和技术，比如，使用国家正统的发展主义话语和各种来自
官方新闻媒体的话语表达方式论证自身主张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
们又模仿基层政府处理民众抗争事件时的“踢皮球”、“集体沉默”、“造
成既成事实”等行动策略进行斗争，由此获得基层政治斗争中的“道德
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基层政府反而与道德理念当
中的“国家形象”渐行渐远，并在权力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失分。
由此可见，平坝羌寨灾后重建的历程在充分展现“捆绑式发展”特
色的同时，也将“隐喻型政治”形态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作为“被捆绑
者”的基层民众，进行抗争所使用的不仅有“既软又坚实”的武器和非对
抗性的抵制方式（折晓叶， ２００８ ），也有“坚硬而又有力”的对抗性武器；
既有话语系统的模仿与借用，也有行动逻辑的效仿与巧妙运思；既有弱
者反抗强者的行动路线，也有强者制衡弱者和平等权力主体间开展斗
争的娴熟技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平坝羌寨的灾后重建过程可谓是“隐
喻型政治”形态的经典版本。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斗争形态的持续存
在，当地的“捆绑式发展”才最终难以获得成功，这深刻地说明，“隐喻型
政治”对“捆绑式发展”具有某种瓦解功能。

四、结论与讨论

（一）“捆绑式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主义浪潮”风起云
涌，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雷迅马， ２００３ ）。中
国的社会发展历程自然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独特的模
式特征，被称为“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 犚犪犿狅 ， ２００４ ）。
应当承认，与西方国家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在中国
的“捆绑式发展”模式下，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基层政府手中被
转化为社会发展工程的“整体规划”，特定区域的民众同时被强制捆绑
在一起，与来自政府的设计者们共同推进“发展”的宏图伟业。但从平
坝羌寨的旅游开发与灾后重建过程不难发现，“发展”是一项个体性与
集体性紧密结合的“复杂事业”，其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具有各自特定的
诉求，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确保个体性诉求顺利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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