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3年第3期

“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

某种共识，就成为十分紧要的任务。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以“群己权界”（密尔， ２００９ ）式的自由
平等与民主理念为基本原则，采取自由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相结合的
社会管理模式，这已成为基于“个体主义”原则所形成的“发展”转化为
“集体行动”的基本路径。但在中国的特定发展模式中，“群己权界”原
则被“捆绑式发展”模式扭曲，同时又难以从内部生成更加有效或可替
代的新原则，这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斗争不断。因此，在平坝羌寨的社
会发展“戏剧”中，作为规划方的政府与作为被规划方的村民之间形成
了势如水火的关系：起初围绕旅游门票的监管与分配产生分歧，随之因
为客源占有不公平而敌对，最后又因政府的“特殊招待”行为而相互拆
台，并最终导致与加州公司的合作失败，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因此变
得异常艰难，乃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平坝羌寨的发展“故事”深刻地说明，在“捆绑式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
中，参与主体所能分享到的发展利益是不可能公平的。比如，建设平坝新
区需要征地，但并非所有农户都在新区规划范围内拥有土地，那么无地农
户就首先失去获得现金收入的机会。与此相关，未能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
的农户就难以在新区建设住房，相应的也就难以获得灾后住房补贴，而政
府对汶川地震前已经在新区建房的农户给予高额补贴，必然会导致未建房
户的心理不平衡。再比如，老寨在重建过程中被区分为核心景区和边缘景
区主要是基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但有的农户必然会因此失去改善居住
条件的机会，同样会带来诸多的不平等。一般村民很难脱离自身的现实利
益思考文物保护，因此也就必定会引发这些村民的不满。
总之，“捆绑式发展”模式因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而必然造成连续不
断的利益纠葛，即使是全能型政府也难以彻底消除这些矛盾。加之政
府官员自身存在的各种谋利行为，这些因非均衡化“政策结果”而导致
的冲突就更加难以解决。显然，这些矛盾都与政府制订发展规划的“技
术简约化”倾向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认为，社会发展事务
的内在复杂性与行政管理工作固有的简约化之间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
发展的基本矛盾，国家的视角（斯科特， ２０１１ ）与基层民众的日常思考在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中注定难以实现完美的对接。不难想
象，一个“被捆绑”起来的村庄，不管获得多少发展资源，都难以迈出坚
实与稳健的发展步伐。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任何额外添加的“投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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