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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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会制造出新的不平衡，并进一步引发“利益相对受损方”的极力抵制甚
至反抗，从而使这种“捆绑式发展”模式始终难以走出自我内部消耗的
不良境地，最终导致经济与社会效益永远不能同步提高，甚至在某些情
况下是“相互消减”。这些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充满
抗争与博弈的过程，对于此，平坝羌寨的旅游开发过程已有生动展现。
（二）“隐喻型政治”
“捆绑式发展”在制造某种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机制的同时，却天然
地造成了不同发展主体对平均受益的强烈期望。在现实的社会发展实
践中，口惠性的平等和实质性的等级充分体现于任何一个权力运作的
仪式和活动中（成伯清， ２００９ ），这势必导致在人们对“公正”的需要与这
种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期望的程度和现实状况之间出现落差
（亨廷顿， ２００８ ： ４１ ）。加之当前中国基层民众的诉求正逐渐从底线型利益
向增长型利益转变（蔡禾， ２０１０ ），“捆绑式发展”的内在矛盾必然会进一步
加剧，其关键的表现就在于“隐喻型政治”形态的不断滋生。在“捆绑式
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民众往往会丧失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的发展方面的
话语权，但他们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参与者，而是会采用各种样式的抗争
技术进行利益争夺。特别是当他们深刻察觉到政府所主导的发展事业
特别需要民众的配合，否则“捆绑式发展”将难以为继时，他们就更有底
气运用自己的各种斗争武器进行博弈。当这种博弈逐渐摆脱传统意义
上的弱者对强者的“抗争”形态时，“隐喻型政治”就会浮现出来。从这种
意义上看，“捆绑式发展”模式注定会导引出“隐喻型政治”形态，而后者
也注定会对前者产生反作用，甚至最终改写这种发展道路的实践历史。
从上文的叙述可看出，平坝羌寨的生活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已经发
生了细微的改变。由于各种发展资源的集中投入，当地不同群体间的
博弈也进入白热化。当地民众借助大众媒体，将自身的弱势地位转化
为鲜明的“道德优势”，并抓住灾后重建工作的敏感性特征，与基层政府
进行了充满地方智慧的较量，演绎出“隐喻型政治”的最新经典版本。
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由于民众对政府在言行方式等方面的模仿与借
用，使中国乡村社会日益成为某种 “政治融合体”，不同社会力量的强
弱对比也变得更具动态性，从而无法看清中国传统抗争政治的真实面
貌。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区分理论范式的解释力会显
得捉襟见肘，因为我们已经很难最终确定两者之间的标志性差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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