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人际网络建立起乡村组织，同时，这些人也往往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
区指导革命。这就构成了所谓“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两个群体。正
是他们之 间 的 张 力 使 得 土 地 革 命 没 有 达 到 预 期 的 效 果。 韦 思 谛
（ 犃狏犲狉犻犾犾 ， １９８７ ）指出，在江西苏区的分田过程中，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
（多为当地驻军或者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分田等问题上存在很多不同
意见，本地干部往往会抵制侵害到自身利益的土地政策，从而导致土地
改革受到阻碍，而外来干部往往通过强制甚至带有恐怖色彩的手段（如
肃反）来清除这些障碍。这样一些冲突和张力往往会影响土地革命在
实际运作中的动员效果。此类研究实质上都是在讨论和回应土地革命
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动员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因此，都可看作
是对土地革命的效果的研究。

二、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发
展到今天，虽然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７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仍
然存在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平反／正名”模式，这
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路线之争”。所谓路线之争，是指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多
难点、热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其研究与考证的目的往往是
要证呈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否属于某一路线。落实到土地革命
的具体议题中，“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为研究者经过大量考证，试图说明
某一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在当时是否正确的抑或错误的路线。其中最
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温锐、谢建社（ １９９１ ）所著《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
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现实嵌套在官方叙
事的“左”与“右”的路线摇摆中，用大量的篇幅去讨论中央苏区早期土改

７． 杨奎松（ １９９９ ）曾经将中共党史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１９７９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特
点是“将中共党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第二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一时期
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
说法，但是总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的党史研究则构成了第三阶段，这
一时期的研究无论从史实，还是从史论抑或是从方法上都已经逐渐脱离政治领域而进入史学
研究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学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实际上，杨奎松所划分的
这三个阶段，恰恰勾勒出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呈现出的鲜明的史学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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