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范畴，即中国传统抽象立身文化与日常生活生存逻辑相结合，推动基层
抗争政治形成的产物。因此，抗争政治中的“气”也就带有某种地方性、
进攻性和伦理性的特质，“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
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
会行动的根本促进力。它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
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续谱”（应星，
２０１１ ： ４５ ）。“气”在成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时，“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
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亚历山大， ２０００ ： ４ ）。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日
常生活的相互交织，成为应星认识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某种独特视角。
其实在对理论的分类认识中，沃特斯（ ２０００ ： ４ ）做了典型性概括，他
将理论划分为形式、实质和实证理论。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作者所
欲克服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的理论研究，可以算
是一种实质性理论的尝试。其中的原因在于，他既没有试图去“说明一
切”，也没有试图从具体的琐碎陈述中演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转
型过程中的乡村具有的、关联甚广的社会事件进行系统化的说明。
在关于抗争政治的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应星探讨了中国当代抗争
政治的结构性背景，即“气”的凝聚过程。这种结构性背景涉及改革开
放 ３０ 年来的国家与社会变迁过程。他将这期间细化为三个阶段，即市
场化的尝试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市场化全面启动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和
市场的全球化阶段。国家、社会与个体成员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里的关系变化，使私人欲望和利己主义不断围绕着稀缺性资源和机会，
推动着隐性权力与不规则市场的谋和。国家既奠定了新的支配性经
济，也形成合法的话语形态和灵活的技术处理体系（渠敬东等， ２００９ ）。
正是在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背景中，传统的“御身”、“立身”之道与“权
利”、“利益”意识相交叉，形成了抗争行动者“气”的凝聚过程。
虽然拥有与现实相关联的背景性因素，但气的释放和排解还需相
应的“燃点酶”推动。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应星将这些“燃点酶”划
分为四种类型：（ １ ）社会生态下的生存环境压力，即政策或方针影响到
抗争者的基本生存底线时所出现的行动；（ ２ ）伦理价值中的道德震撼，
由于人们无法接受事实发展对道德底线的冲击，从而焕发的集体行动
的热情；（ ３ ）地方性的历史传统，长年累积的地方性独特习惯在遭受生
存底线或道德准则否定的时候，总能掀起“不怕事、敢折腾”的闹事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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