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渡性谋和而成，即结构问题层、道德震撼层、概化信念层、次刺激层、情
境动员层和终极刺激层（应星， ２００９犫 ）。在此基础上，应星也对“气场”
中的群体性事件与“气”的抗争行动进行了区分。首先，在形成事件的
基础上，利益冲突是抗争行动的原发性基础，而“气”则是行动的推进力
量，但在群体事件中，“气”则成为原发性的基础；其次，在事件的预期
上，抗争行动往往有草根领袖和组织化的依法策略，其行动可以被大体
上预期，而群体性事件容易导致漫无目的的“未预期性后果”；最后，它
们各自的可控方式不同。抗争行动的“气”可被理性地调控，而无节制
的“气”所导致的“气场”行动却出现“事出有因”，却“无法无据”。但这
并非是说抗争政治与群体事件之间的差别永远无法跨越。
自此，应星（ ２０１１ ： ２１ ）按照组织化和合法化的二维指标对抗争行动
进行了相应的分类，从而将依法抗争行动和群体事件作为自我体系的
分析核心，并从“气”的源起、凝聚、释放、加压与反弹等方面，尝试性地
完成了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实现了由先前的情节故事叙述向系统
的理论叙述转换。

四、结论：一项未竟的理论事业

关于《“气”与抗争政治》的争议，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赞成者认
为，由于上访问题的持续存在，其根本逻辑还是未超出应星的分析（张天
潘， ２０１１ ），并且在解释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逻辑时，已有的解释乏力，仍
为“气”提供了适宜的本土发展空间；反对者却认为，文本中“气”的概念，
在旁征博引时却“匆匆地得出连最为基本的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
（ 张耀杰， ２０１１ ），同时“对气的概念辨析既不简洁，也欠明晰”（西闪， ２０１１ ）
等等。而应星在接受质疑时也间接默认了文本中的某些瑕疵，“我把
‘气’当作关键词，一方面是想纠正那种过于强调利益、权利和抗争之间
直线关系的做法，呈现更为复杂的动因与机制；另一方面，我也想尝试地
用这个概念来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
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张弘， ２０１１ ）。如果我们单纯地采取聚焦性评
述的话，那么确如一些争议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气”与抗争政治》
中很难找到关于“气”的通俗性解释；在品读的过程中，也很难“体验到具
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去政治性”上访
观点的争议。因此，如何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评述，并为理论的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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