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什么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行动之气的区分却不太明晰，甚至比较模
糊和笼统。因此，如果仅仅预期通过简单的个案叙述去表现模糊、笼统
之“气”存在于抗争政治之中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
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孙立平， ２００２ ： ９５ ），能够在微观
上对“气”的不同层面分析和整合起到衔接作用；它能将行动者的行动
具体化为一个个动态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些关系／事件的根茎（李猛，
１９９７ ），再现行动过程中“气”的属性。
第二，作者所建构的“气”概念，虽然也从系谱学角度进行了粗略的
追溯和概括（应星， ２０１１ ： ２８ ），但笔者并不想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强调他
对“气”的传统做全面性梳理，而是关注他忘却“气”的具体可感知化操
作。在社会学的知识传统中，抽象概念的具体可感知化操作是理论具
有说服力的前提。虽然在应星“一气涵三理”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
看到传统之“气”具体可感知的操作化状态，但却未看到抗争行动之“任
气行侠”的具体涵盖状态。相反，应星所论述“气”的地方性、进攻性和
伦理性状态层次，只是委婉地转化为另一种替代的模糊抽象性存在（应
星， ２０１１ ： ４２－４６ ）。其实，这三种特性都是围绕着“气”的进攻性行动而
言，只不过一部分抗争政治是由地方性民俗文化所引致，而另外一部分
抗争政治却由个体的正义伦理诉求所催生。在关于“气”的进攻性可感
知操作化上，多拉德和米勒等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已有所指涉。
他们认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累积的负面情绪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
击行为（ 犇狅犾犾犪狉犱犪狀犱犕犻犾犾犲狉 ， １９５０ ： １４９－１５０ ）。这种累积的负面情绪即
是攻击行动的内驱力，或许我们可将其视为是一种“郁结之气”，从而开
启“负面情绪”与“气”在同一语境中的对话空间，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抗争政治中“气”的抽象性可感知化操作遗憾。
第三，为了阐明“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作者也带有浓厚的个
体主观情感色彩，过分渲染抗争政治中“行侠之气”的负面效应。为了
突出“气”在抗争政治的群体事件中的作用，他也创造性地提出“气场”
概念。可以肯定地说，“气场”之中的行动者并不是每一位成员都由“无
主之气所引导”（应星， ２０１１ ， １８９ ）。应星对群体成员简化处理的方式，
使气场中的“气”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实际上，气场中群体成员
的行动逻辑与“集体困境的行动逻辑”（奥尔森， ２０１１ ）正好相反，他们是
潜藏在集体非理性行动下的个体理性分子。也就是说，“责任共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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