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6 - 《社会》2013年第1期

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
中国农民工的同乡聚集是族群聚集的一个特例。 犎狅狀犻 犵 １９９２ ）指
出，籍贯是中国重要的族群基础。这里定义的“族群”（ 犲狋犺狀犻犮犻狋 狔 ）并不
是纯客观和不可变更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即通过操纵群体文化的
独特性区别“我群”和“他群”。因此，族群不仅只根据种族、国籍和宗教
划分，任何可以感知的群体差异都可以成为族群的标识。中国各地虽
然同在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但不同地方的人在性情、习俗和行为特征
上各具特点（林语堂， ２００１ ），这些特点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接受、内化、
传播和实践，并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人口迁移为以籍贯为基础的族
群认同和聚集提供了条件。正如 犎狅狀犻 犵１９９２ ）所述，迁入上海之前，江
（
苏省北部的人并没有所谓“苏北人”的概念，是迁移促使来自各个地方
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域文化的“他者”，并在随后的社
会比较过程中形成以籍贯划分标准的族群认同和团结。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城乡人口流动增加，籍贯或同乡关系对进城打工农民的重要
性再度显现。农民工通过同乡网络获得外出流动的最初信息和资源，
所以他们更倾向与同乡交往，同乡关系也因此渗透到雇佣关系和其他
经济关系中。与以种族或民族为基础的族群不同，不同来源地的农民
工在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相对较小，也相对易于融合；但类似于种族或
民族的聚集，不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在认同和社会交往上有别于本地人，
也和其他来源地的农民工不同，这一区别的形成和扩大与迁移行为和
迁移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同乡聚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就业和社会交往上的困难与歧视的回应，在这种聚集中，同族群
的网络（即农民工中同乡网络）对迁移者获取资源和社会支持起重要作
用。因此，聚集命题在中国情境中同样适用。而且，对中国农民工同乡
聚集的研究也必须考虑聚集命题所面临的选择性问题，即聚集者与非
聚集者之间的异质性。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聚集的选择性提出假设并建立一个分析框架，
用以检验农民工同乡聚集的经济回报。

三、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

聚集命题认为，移民从事族群经济或者为同族群雇主打工会获得
更高的经济回报，是因为族群聚集产生的社会网络机制的作用。行动
者基于他们在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利用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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