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13年第1期

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限制。而李静君（ 犔犲犲 ， １９９８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深圳工厂中生产政体
的研究反映的是企业对农民工同乡关系的利用———资本家依靠同乡网
络招募工人，制造不同籍贯工人之间的等级性以分化工人。李静君将
这种生产政体称作“地方主义专制”（ 犔狅犮犪犾犻狊犿 ）。在某种意义上，无论
是对工人同乡网络的限制，还是“地方主义专制”生产政体，都反映出同
乡交往在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中的普遍性———同一原籍的农民工更易
于聚集、团结、串联和相互认同。
同一原籍或来自同一地的迁移人口在就业和社会交往上聚集的现
象由来已久。历史上，中国境内的移民就是通过籍贯认同组织起来的
，
，
（ 犆狅犾犲 ， １９９６ ； 犎狅狀犻 犵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 犘犲狉狉 狔１９９３ ）。来自不同地方的迁移者
往往聚集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籍贯有时还成为职业声誉的标志，如山
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在 １８５０－１９４０ 年间，国内大批流民涌入上
海，这些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工以籍贯划分，如在纺织工厂里从
事技术性工作的工人主要来自苏南，黄包车车夫和码头上的苦力主要
来自苏北，扬州人通常从事理发行业或成为澡堂工人，广东人多聚集在
造船行业中（ 犎狅狀犻 犵１９９２ ）。
，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取缔了同乡会，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人口
流动，以籍 贯 为 基 础 的 族 群 差 异 在 经 济 领 域 中 的 影 响 曾 一 度 淡 化
，
（ 犎狅狀犻 犵１９９２ ）。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起，随着城乡流动的增加，以同
乡或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再度显现。现在的农
民外出务工经商一般也是通过同乡网络组织起来的。首先，这种行为
通常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借助家庭、亲属和流出地社区的乡土网络获得
迁移的信息和资源；其次，外出农民进入城市后多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
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并以此求职和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将城乡流动
中农村迁移者建立在籍贯或同乡认同之上的频繁互动、在空间上相聚
而居以及相聚就业的现象称为“同乡聚集”（ 犾狅犮犪犾犻狊狋犻犮犲狀犮犾犪狏犲 ）。在经
济和就业领域，同乡聚集一方面体现在农民工倾向于为同乡老板（或工
头）打工或是在同乡较多的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外出务工经
商的农民在流入地聚集而居，从事同一类职业，并形成同乡社区，如北
京的“浙江村”（王春光， １９９５ ；王汉生等， １９９７ ）、“新疆村”（王汉生、杨圣
敏， ２００８ ；杨圣敏、王汉生， ２００８ ）、“河南村”（唐灿、冯小双， ２０００ ）和“安
徽村”（ 犕犪犪狀犱犡犻犪狀 犵１９９８ ），深圳的“平江村”（刘林平， ２００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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