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实质平等。
（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之 “美”：治理状态的动态和谐
西方传统中，康德指出 “美是德性的象征” ，席勒认为 “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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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而来” ；中国哲学以 “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中庸》所谓 “致中和，天地位
〔 ２４〕
焉，万物育焉” ，《论语》所言 “和为贵” ，都强调在差异中实现协调统一。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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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治理之 “美”，是 “真”与 “善”贯通之后在治理实践中的状态呈现。它超越主客
二分、融通人己物我，通过协调 “人机—人际—国际”多重关系，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走向更具包容性、协同性与稳定性的状态，从而回答 “人工智能治理应当走向何处”
的问题。
其一，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人工智能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因失控或滥用而
演化为 “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 。必须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合理划定技术自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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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推动人与人工智能由替代关系走向协同赋能，实现人与技术的良性互动。其二，人
与人的同心共济。“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改
变 “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人工智能对劳动形态、社会分工及利益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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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使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呈现新的时代特征。通过制度调节与公共治
理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不同群体共享智能发展成果，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
社会关系结构。其三，国家与国家的协同共治。各国因技术实力、发展阶段及治理理念的
差异，在人工智能治理中难免产生分歧。通过多边协商与制度合作夯实共同利益基础，推
动形成安全、公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格局。
（四）真善美相统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整体性逻辑
恩格斯在描绘事物普遍联系的 “辩证图景”时指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由
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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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是彼此孤立的价值要素，而是 “体—用—相”内在贯通、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真”是 “善”与 “美”的本质根基。作为治理之 “体”，“真”要求准确把握技术
演进规律、风险生成机理以及治理结构的变化，为价值践行与秩序建构提供客观依据。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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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真”的认识基础，“善”便容易沦为缺乏实质内容的伦理宣示，“美”也可能异化为
缺乏认知支撑的形式化秩序。
“善”是 “真”与 “美”的实践展开。作为治理之 “用”，“善”将本质认知转化为
具体的行动路径。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以 “太阳之喻”揭示善的理念高于知识与真
理 ，马克思从实践和人的自由解放出发，赋予 “善”以现实历史内容。对技术与治理
〔 ３１〕
本质的认知，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停留于对规律的单纯掌握。缺
乏 “善”的价值规约与路径引领，求真便可能滑向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和谐状态也可
能沦为维护资本垄断与权力集中的形式外壳。
“美”是 “真”与 “善”的状态显化。作为治理之 “相”，“美”是 “真”与 “善”
融通之后形成的和谐状态。中国传统哲学强调 “美”与伦理秩序的内在统一，《论语》言
“里仁为美”，指 “美”内在于仁德浸润的秩序之中 。马克思指出，人 “也按照美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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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来构造” ，同样强调 “美”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对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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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论是对技术本质的深刻认知，还是对价值原则的切实践行，最终都要转化为可感可
察的治理状态。离开实践层面的秩序生成，“真”便可能停留于抽象认知，“善”也难以
真正落地。
由此可见，“真”“善”“美”共同构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整体逻辑：“真”奠定治
理的认知根基，“善”指明治理的实践路径，“美”呈现治理经由科学认知与价值践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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