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会的条件下，联系的普遍化并不必然消除分裂，反而可能在竞争、区隔和排斥的基础上，
以更广泛、更细密的方式固化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状态。而这种被固化的分离状态，又会进
一步地使得个人降低与他人开展积极交往的意愿和能力。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时代正在表
现出双重的倾向。一方面，平台、数据和算法将个体空前紧密地连结起来；另一方面，这
种联结又往往是在平台垄断、数据控制、算法分类和评价体系的支配下实现的。所以，表
面上更高程度的连结，实际上却可能没有导向真正的联合，而只是把个人重新纳入一种更
加细密、也更加难以察觉的支配网络之中。从人类的根本善这一尺度出发，我们当然相
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孤立个体的私人事务，而是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形态中。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承诺一种如此形态的社会关系却依然不确定。所以，人工智能时
代的重要问题就在于，这项技术究竟会如何重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
这种重组是走向更高程度的自由联合，还是导向新的分裂与支配。
第五，既然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技术能够在语言、记忆、信息检索和分析等方面辅助
人类实践，那么，人的相关能力究竟是得到了延伸，还是因为这种辅助而趋于更严重的片
面化？如前所述，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若干种能力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凭借技术而获得某些技能的增强。毋宁说，它要求的是人的劳动能力、活动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以及个体潜能在现实个人那里获得全方位的施展和高水平的发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工智能当然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部能力的充分发展为目标。事实上，正如我们看
到的那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确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了人的认识、表达、
协作和创造，从而使得许多过去需要长期训练才能进入的知识和技能领域变得更易抵达，
使得人们的能力形成和提升获得了更广阔的技术中介。然而，如果从长远来看，基于人本
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我们却会担忧，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 “能力扩展”
是否真的意味着人的能力得到了事实的发展。假如记忆、分析、表达、写作、设计等等越
来越多的人类实践被外包给智能系统，那么，这项技术与其说带来的是人的能力的生长，
不如说是人的能力的转移、替代甚或萎缩。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分工时所强调的那样，技术
与分工的发展虽然一方面能够打开人类整体的活动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特定社会
关系中把每一个人塑造成受制于单一功能的局部者或片面者。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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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善”而生，那么，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人借助这项技术可以更多地做什么，而是
人借助这项技术可以使自身的能力结构发生怎样的积极变化。人工智能究竟是促进了人的
更全面的能力形成，还是仅仅制造出一种表面上更强大、但实际却更加依附于技术系统的
匮乏贫瘠之人？

四、结语

２０２３ 年，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 “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该倡议强调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和 “智能向
善”的宗旨。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当代中国在积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
〔 ２３〕
机遇、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应当认真对待和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资源。
应该看到，人工智能作为新的生产力因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社会生产关
系，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触及人的生命活动、能力结构和个性特征。随着这项技术的继
续进步，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将会发生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变化。但是，无论其形式如何变
动，只要人工智能技术尚未脱离现实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那么，它就仍然
没有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范围；只要人工智能技术没有取代或消弭人类社会的组织方
式和交往方式，那么，它就仍然需要受到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的限定。当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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