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由此可见，自
〔 １９〕
由时间不是人的发展之外的附属或剩余，而是人的发展得以展开的现实前提或条件。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把共产主义理解为那种 “在必要劳动
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的社会形态，
〔 ２０〕
为什么马克思会进一步强调，“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
发展的时间” 。可以说，如果缺乏自由时间，那么，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只能停留
〔 ２１〕
于抽象愿望，而无法成为现实的生活形态。
综上而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构成人类的根本善，
而且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有效，并不仅仅因为它比当前那些既有的伦理规范或建议更
完整，更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更严格、更科学的提问方式和致思方式。这就是不再停留于
对人的抽象肯定 （包括伦理肯定），而是从人的发展条件、活动方式和历史方位出发，追
问任何事物 （包括新兴技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对人更有价值的。所以，一旦我们以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伦理要求的衡量尺度，人工智能时代的 “向善”问题就不会再
是零散的伦理焦虑或庸俗的道德顺从，而将被还原为一系列更加根本、整全甚至激进的问
题。例如，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技术究竟会如何改变人的生命活动、能力结构、社会关系
和自由时间，从而改变人的存在方式？这项新兴技术究竟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新的
现实前提，还是在以某种新的方式重构人的受限状态和异化处境？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
能伦理真正需要重视的，不是这项技术是否一般地符合人类利益、增加社会繁荣，而是它
究竟会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到何种程度或形态。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 “智能向善”的总体反思

一旦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把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设定为人类的
根本善，并且从这种根本善出发来反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那么，我们
就不会仅仅拘泥于那些处于平行或互补状态的各种伦理要求，也不会简单满足于这项技术
带来的福祉权益或经济繁荣，而是会在一个更加整全和超越的视域下，追问人工智能对于
人类自身发展的 “向善”意义或促进功能。可以说，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图景而奠
定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总体目标，构成了一系列富有深度和力度的具体问题，
为我们从总体上衡量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优势或缺失提供了切入点，从而提出如下值得认
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既然人工智能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抽象的 “技术进步”而
发生，而是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深刻重组来实现，那么，人工智能究竟怎样重组劳动过程，
以及究竟如何提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在传统工业条件下，劳动过程虽然受到机器体系
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但劳动者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直接操作、直接执行和直接参与的劳动主
体。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劳动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使自身进入更加自主
的劳动关系，从而让自己所承担的那些 “直接性”变得更加自由自觉。然而，在人工智
能时代，劳动过程越来越表现为由数据、算法、平台和智能系统所组织的复杂系统过程，
劳动者在其中的角色也日益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因为原有工作岗位的消失而不再成为直接
的劳动者；一部分人的原有工作岗位虽然存在，但因其岗位操作被人工智能替代而不再成
为直接的劳动者；还有一部分人则因为转变为智能系统的监控者、配合者、校正者和响应
者而不再成为直接的劳动者。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注定发生的劳动过程的变化不只
是劳动工具的升级，而是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的整体调整。劳动越来越被
系统化、流程化、数据化和实时化，而人的劳动则越来越被嵌入由技术系统所设定的运行
链条之中。那么，只有从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蕴含的劳动过程或生命活动过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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