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达到的和谐状态。三者不是彼此独立的领域，也并非先后相继的阶段，而是相互支撑、不
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是这种内在统一，使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真善美的融通中获得持久
的稳定性与生命力。

三、分离之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真善美的异化表征

在资本扩张、技术竞逐与权力博弈的多重因素驱动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 “真”
“善”“美”的内在统一受到冲击，逐渐陷入 “分离之困”，呈现出三重异化表征。具体而
言，“真”的工具化、“善”的悬浮化与 “美”的碎片化相互叠加，共同构成当前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的深层困境。
（一）“真”的分离———技术理性的僭越与知识权力的垄断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语境中，“真”意味着准确认知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风险结
构及其治理条件。然而，资本逻辑与技术霸权对这一认知过程的深度介入，引发了技术理
性的僭越与知识权力的垄断。
“真”与 “善”的分离，首先体现为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当人工智能治理的
本质认知脱离 “善”的实践规约，科学求真便从探索真理的活动转变为追求效率的手段。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早已揭示了这一趋势，资本主义使用机器是为了将其作为 “生产
剩余价值的手段” ，一旦 “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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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工具理性也会向价值领域全面渗透。马克思对这一矛盾作出过
深刻概括：“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
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悖论进一步演变为 “智能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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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技术系统被塑造为具有自主性与中立性的 “智能存在” ，其背后的支配关系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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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被遮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０２１ 年通过的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就此发
出警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利用正加剧权力与资源的集中，涵盖数据、知识、基础设施和
财富等多个领域 。当科学认知被效率原则主导，人的主体性被简化为可量化、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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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符码，“真”便不再指向对治理本质的追问，转而沦为维护资本扩张与技术优势的
工具性话语。
“真”与 “美”的分离，进一步表现为知识权力的垄断。当本质认知失去 “美”所提
供的价值牵引与和谐导向，知识生产便从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蜕变为地缘政治博弈与资本
逐利的战略筹码。在现实层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强化技术出口管制与规则主导，将技
术竞争延伸至标准体系与治理秩序。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作为技术研发与部署的核心
载体，凭借算法优势与数据控制能力，不断强化对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的影响力，这种结
构性优势 “直接影响了 ‘全球南方’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中的治理路径，并加剧
其技术依附和安全脆弱性” ，使 “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 “技术依赖”与 “规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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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弱势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 ２０２５ 年技术与创新报告》提出，人工
智能的收益仍高度集中：仅 １００ 家主要位于美国和中国的公司，便占全球企业研发支出的
４０％；１１８ 个主要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缺席主要的人工智能治理讨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的包容性仍然不足 。知识生产由此偏离开放共享的科学精神，“真”的公共性在资本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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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技术垄断与地缘政治竞争的交织作用下受到侵蚀，日益削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的
协调性。
（二）“善”的分离———价值承诺的空悬与人本精神的弱化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之 “善”，是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普惠共享等价值原则转化为
具体治理行动的实践过程。技术竞争与效率优先的双重制约，使这一实践路径受阻，面临
着价值承诺空悬与人本精神弱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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