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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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在 Y 村的案例中,技术监督使压力强度超出了基层的实际承载能力。县级政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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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列为 “一把手”工程,实行季度排名通报;乡镇党委、政府被明确为第一责任
主体,面临 “一票否决”的政绩压力;村级组织则在 “责任无限、能力有限”的困境中
承担着必须种地的实际责任。学界通常将基层以问责为导向的压力应对理解为:“基层政
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
到损失”。 Y 村案例显示,技术精准监督使执行者不再能通过 “不作为”来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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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力应对的逻辑:预防出事
既有基层压力应对策略研究多聚焦于 “不出事逻辑”,即执行者通过消极不作为来规
避风险。 其特征是静态防御,以 “少做少错”为行为取向。然而,Y 村的压力应对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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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执行的形式与消极应付的实质,本文将其归纳为预防出事逻辑。预防出事逻辑体现为
一种 “多做但不对结果负责”的动态防御行为,它通过形式上的积极作为来消解实质上
的问责风险,成为基层政府在结构性困境中寻求自我保全的适应性策略。其具有最全事
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的积极治理与形式化治理、过度加码、瞒报的压力应
对等看似相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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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村执行者展现出一种全面铺开的进取型姿态,在卫星遥感监测的关键节点完成了
“作物覆盖”。从行为表现上看,卫星拍摄时点的作物覆盖、季度排名的位次变化、图斑
问题能否及时销号,这些绩效因其可见性、可对比性成为执行者优先追求的目标。然而,
从行为动机与效果来看,耕地质量长期改善、农民持续受益、经营主体培育等实质绩效,
则因难以在短期内被技术识别和考核量化而被搁置。
2. 压力应对的选择:技术性转译
执行者往往通过对任务适用性、资源配置水平、技术驱动的问责压力三个维度的权
衡,形成对任务要做、可做、能做的认知判断,进而选择直面问题、追求长远发展或追求
表面政绩。 Y 村在权衡过程中选择了一种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方案。首先,从任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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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判断,执行者意识到制度环境张力的存在,由此判断,这项任务并非 “可速成”。其
次,从资源配置水平判断,村集体经济薄弱、缺乏对接资本的经验和能力、土地禀赋劣
势,共同构成 “没能力做”的条件,即便有心想做出实质政绩,也缺乏资源支撑。然而,
从技术驱动的问责压力判断,卫星遥感的实时捕捉、平台排名的动态可见、党政同责的问
责约束,共同将任务推向 “必须做”的高度。在 “必须做”与 “没能力速成”的矛盾中,
执行者选择了技术性转译。即将产出效益、农民持续受益等实质绩效转换为图像合规、考
核过关等形式绩效。技术性转译可分解为三个递进环节。
一是认知重构。执行者发现,只要在关键时间节点上保证作物覆盖,即可规避系统预
警。进一步而言,既然政策目标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实质性达成,那么可能的出路就在于将
任务的目标从 “追求治理实效”重新定义为 “证明治理努力”。也即,问责压力来自技术
监督,应对策略就可能指向技术本身。
二是规则学习。基层开始研究技术考核的内在逻辑,识别其中的弹性空间与可操作缝
隙。经过不断探索,执行者了解到算法主要依据植被光谱特征判断是否撂荒,而对作物的
后续生长状况、产量效益缺乏识别能力。这促使他们将目标锁定为制造作物覆盖景观,而
非创造农业产出。这种学习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识别考核指标的优先顺序,区分
“一票否决”的政治红线与可解释的软性指标;另一方面是理解技术监测的盲区,平台排
名更关注进度而非质量。
三是策略设计。执行者主动研究考核指标的优先顺序、识别技术监测的盲区、分析不
同作物的合规属性,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套既能应对技术监督、又能最小化实际成本的应
对方案。首先是选择性执行,优先完成 “可见度高、容易量化”的任务环节;难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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