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一是对象的技术指向性。与传统共谋、变通等策略行为主要针对上级或同级行动者不同，
技术性转译的直接作用对象是技术系统本身，包括其监测算法、识别规则与数据平台等。
执行者的核心考量从如何让上级满意转变为 “如何让机器认可”。二是过程的规则学习
性。该行为包含 “解码”与 “再编码”两个递进的学习环节。执行者需犹如译者般解构
并掌握技术监督的运作逻辑，进而将政策目标 “再编码”为一系列符合技术识别要求的
动作指令。这区别于基于利益偏好或经验直觉的选择性执行与变通。三是行为的展示积极
性。与象征性执行通常表现为消极敷衍、投入不足不同，技术性转译往往需要投入并组织
相当资源，以制造出技术系统能够识别的合规景观。资源投入的方向与强度，由技术系统
的识别需求而非政策的长远实效所决定。四是目标的合规形式性。技术性转译成功的判断
标准，是在技术系统的输出界面上呈现 “合规”状态。这与旨在影响主观评价的政策展
演有本质区别：前者追求客观、不可协商的技术认可；后者追求主观、可建构的观众接
受。
技术性转译的稳定后果，是产生了 “绩效重心迁移”。它指的是，在政绩压力制度
化、权责失衡等多重约束下，组织为适应预防出事的行动逻辑，在目标排序、资源分配与
评价标准等绩效目标重心上，从追求实质绩效迁移至追求形式绩效的组织结果。这一迁移
并非偶然的个体选择，而是技术性转译策略所导向的组织适应性结果。实质绩效因其实现
周期长、作用机制复杂、难以被技术系统即时量化识别，在组织的风险计算中被评估为
“高不确定性、高延迟回报、低风险规避效用”的目标。相反，短期形式绩效则因其可达
成性强、可量化、可被技术系统明确验证，而被视为 “低不确定性、即时回报、高风险规
避效用”的目标。在资源有限和问责高压下，组织的理性选择很可能优先配置资源于后
者。一旦组织将形式绩效内化为替代性目标，组织便自认为完成了任务。
综上，建构完成本文分析框架 （见图 １）。

图 １ “政绩压力、技术性转译与绩效目标选择”分析框架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Ｙ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行政村。村域面积 ２９ 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约 ４９４２ 亩，下
辖 ８ 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３１９２ 人。近年来，该村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３０ 岁以下有
劳动能力的人口以到县城或外地务工为主，４０—５５ 岁尚有劳动能力的人主要就近在本村
大棚基地务工；自主耕作的小农户不到 ２０ 户。该村于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脱贫出列，目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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