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要求与现实困境之间，对绩效实现方式与侧重点的调适。这种调整深受领导注意力、政治
势能等因素的影响，基层对不同任务的优先序判断变得敏感而具有变化性 。
〔 １７〕
第三，政策属性与执行结构约束。绩效目标选择受制于一个超出个体执行者的、由政
策设计与制度环境构成的宏观框架。一是政策本身特征的影响。政策文本的模糊性为基层
提供了解释与操作空间，可能导致目标置换 。二是执行条件的影响。政策资源的充足
〔 １８〕
性、执行机构的协调能力以及多元主体的互动，共同构成了绩效产出的结构性条件 。
〔 １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数字技术条件对基层绩效选择的影响。技术在赋能基层的同
时，也可能将复杂的政策目标简化为可测量指标，基层为完成指标而脱离实际情境，导致
政策悬浮 。
〔 ２０〕
既有研究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对技术监督作为嵌入性变量的理论解
释有待深入。对于以卫星遥感等为代表的技术监督如何重塑基层的信息环境、风险计算与
合规标准，相关机制性剖析尚显不足。其次，对技术性应对作为一种新型执行选择的挖掘
有待深入。既有研究对政策执行策略的类型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对于技术监督下基层绩效
选择的逻辑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后，从政绩压力到绩效选择的因果逻辑有待完
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激励结构、微观策略或执行偏差类型等，一定程度上缺乏一个整合
性框架来解释技术监督导致绩效选择倾向的过程逻辑及内在机制。
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 “政绩压力、技术性转译与绩效重心迁
移”分析框架，基于 Ｙ 村案例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深化对数字治理时代政
策执行偏差复杂性的认识，揭示技术性转译这一新行为的生成机理；更在实践层面，为当
前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重大决策部署，提
供实践反思与镜鉴。

二、理论框架与案例选择

（一）政绩压力、技术性转译与绩效重心迁移
政绩，即地方官员引发上级领导关注与认可的有效工作绩效的加权总和，只有能够得
到上级认可的工作绩效，才能够成为下级官员的政绩。 政绩是驱动基层官员行为和施政
〔 ２１〕
的基本动因。 基层政策执行者通常需要在制度结构、资源禀赋等综合考量基础上，寻求
〔 ２２〕
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当政策目标、执行情景等条件超过了基层的能力限度时，执行者便
〔 ２３〕
会因为担心不能较好完成政绩要求而产生压力的感受。 本文所指的政绩压力，即上级政
〔 ２４〕
府将政策目标层层分解下达，并辅以一票否决等刚性问责手段，对基层工作 “符合规定、
达到要求”所形成的强制约束力与驱动力。
在组织制度上，政绩压力主要源自压力型体制。下级政府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依
赖上级的评价与认可，而政绩的主要评价依据在于指标完成是否符合考核规定。 在耕地
〔 ２５〕
保护领域，国家设置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等确定性
指标，通过层层下达考核指标强化官员的激励和压力。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要求，将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
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 ２６〕
技术应用嵌入压力型体制后，通过收束信息控制权、促使基层问责事项清晰化，强化
了精准监督。精准监督不仅改变了压力传导的强度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套标准
化的技术程序，将原本可调适的行政压力，制度化为一种稳定且自我强化的结构性约束。
政绩压力不再仅仅源于上级的临时性关注，而是内嵌于常规化的技术监测与考核流程之
中，成为一种可预期、常态化的系统性力量。其区别于传统行政压力的特征在于以下四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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