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
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 。因此，基层减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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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惕的是，有的基层干部感觉 “越减越负” “越减越多”，这是因为形式主义有
了新动向新表现。一些地方用形式主义做法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把减负工作本身当作一场
形式主义。比如，上面要求减少开会次数，下面就延长开会时长，采取 “会中会”“会套
会”的形式。这种现象引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并深刻指出：“中央要求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结果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那不就成讽刺
了吗？” 这也说明形式主义的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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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抓常、抓细、抓长” ，打破 “一抓就好转、一松就反弹”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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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点：理顺 “权责关系”规范属地管理
权责关系决定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和权责边界，深刻影响基层组织的行动逻辑，是理
解基层负担何以生成的关键变量。“权大责小”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滋生腐败；“权小责
大”则导致职能超载，产生负担。基层负担重是上下级政府权责不对称的直接结果。城乡
社区处于科层制的最底层，权力有限，上级部门把行政事务借助属地管理摊派给基层，基
层处于 “接不住”又 “必须接”的尴尬境地。基层干部经常所说的 “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诠释。
其实，属地管理是为了更好匹配地方需求，利用地方优势将地理空间划分为责任空
间，以实现守土有责目标的一种制度安排 。通俗讲，就是 “谁的地盘谁负责”。但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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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现实中发生异化，没有形成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整体性治理格局，反而成
为职能部门不担当、不作为的 “挡箭牌”。属地管理规则的滥用还是权责关系不顺的表
现，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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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基层负担重的根源在于权责不匹配，理顺权责关系是推进基层减负的关键。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层该承担哪些工
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 居 （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协助政府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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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务，自身应当承担的居民事务，以及可以通过 “费随事转”承担的事务都要清晰
界定，这是避免把属地管理作为借口向基层转嫁任务而造成 “责任甩锅”的有效举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 “健全乡镇 （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 ，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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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部门、乡镇 （街道）、城乡社区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制定三
者的职能清单，推广政府部门工作进入社区 （村）准入制度。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民政部等 ６
部门出台 《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一批
包括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养犬证明、无犯罪证明、出生证明等在内的 ２０ 项不应由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的清单。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印发 《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清单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列举了湖北、浙江、四川等
１０ 地的典型经验，介绍了村级权力清单、村级事务清单、便民服务清单的制定方法。
同时，要注重为基层放权赋能。依靠基层力量才能办好的事情必须按照 “权随责走”
的原则下放权力和资源，让基层有能力应对。党委、政府要顺应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趋势，
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改革为基层赋权，加快制定赋权清单，“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
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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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对于基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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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而言，有权处理的事务就不是负担。实践证明，“权责利”和 “人财物”对等向基层
下沉，破解 “小马拉大车”难题是基层减负的深层次要求。
（四）支撑点：突出 “正向激励”端正用人导向
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人的行动选择受所在的制度结构制约，制度的激励指向就是人
的行动所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首先就要思考：为什么有的干部宁愿冒风险选择形
式主义？那是因为既有的考核激励制度给形式主义的生长提供了空间。比如，一些考核重
材料、轻实效，重汇报、轻调查，这就使干部挖空心思 “包装材料”。如果这样的干部得
到提拔重用，将起到 “负向示范”作用，快速滋生形式主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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