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２． 村民：从旁观者到治理合伙人的身份转变
对于 Ｄ 村村民而言，“ 全国生态文化村”的荣誉将抽象国家认可转化为可感知的集体
荣誉象征与跨代际集体记忆。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中 “ 积极区分”的心理倾向，当群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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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阶身份时，成员会自然产生维护身份的紧迫感 。该荣誉使示范村村民的身份从概
念化转化为生活中的显性标签，推动村民行为逻辑从各家自扫门前雪转向维护集体荣誉，

将身份认同转化为环境治理的初始动力。其次，通过外来考察团队频繁到访、主流媒体持
续报道、每周群众会上村干部通报治理成效与外部评价等渠道传递给村民，村民将避免因

环境问题被邻村嘲笑 “ 德不配位”、辜负国家社会信任的外部压力内化为自我约束，形成
不能拖示范村后腿的共识，催生责任自觉。最后，村口荣誉标识牌、村主干道 “ 全国生态
文化村”宣传展板，以及智能垃圾清运系统等标识物，使村民的环境行为处于可视化监督
中，村民个体行为与 “ 全国生态文化村”集体形象深度绑定。社会互动中与外村人交流
时对村庄荣誉的维护意识、村民间的相互监督，推动村民从环境治理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
动守护者。

３． 乡贤：从外来投资者到治理共同体成员的角色拓展
对于 Ｄ 村乡贤群体而言，当该村获得 “ 全国生态文化村”这一高层级荣誉后，乡贤
的投资行为不再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与 “ 示范村建设”的集体声誉绑定，其身份
从 “ 外来投资者”转变为 “ 治理共同体成员”，自身行动不仅影响经济回报，更关联村庄
荣誉的维护，进而主动拓展参与维度。其次，荣誉衍生的每周群众会、外来考察接待等高
频互动平台为乡贤提供了深度介入治理的渠道，使其从 “ 资金注入者”变为 “ 方案设计
者”———例如雨露合作社在发展茶产业时，不仅解决就业，更主动参与垃圾处理、景观改
造等公共事务，实质是通过治理参与巩固自身与荣誉村庄的情感联结。最后，荣誉带来的
集体认同感强化了乡贤的 “ 在地责任”，相较于 Ｚ 村乡贤仅通过养殖场实现经济回报，Ｄ

村乡贤因村庄荣誉带来的集体尊严感，将 “ 让村庄更优”内化为自我要求，甚至自愿拿
出部分利润反哺环境治理，形成 “ 投资—治理—声誉提升”的行为闭环。

反观 Ｚ 村，因缺乏高层级荣誉带来的持续关注场域，其治理主体的动机仍停留在 “ 完
成硬性指标”的被动层面，既无身份认同的重构，也无集体规则的固化，最终陷入 “ 村
民投诉—临时应对”的短期循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能。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Ｄ

村的荣誉内驱力实现了从 “ 外部关注触发”到 “ 内生规则支撑”的跃升，而 Ｚ 村始终未
能突破 “ 被动响应”的认知边界。

（ 二）荣誉激励集聚内外部资源倾斜
荣誉激励对资源的集聚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通过高层级荣誉构建的制度化符号
资本，在科层体系、社会场域与村级内部场域中形成系统性资源虹吸机制，实现内外部资
源的层级化、可持续倾斜，最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质性跃升。这种资源集聚的核心逻辑
在于，荣誉既降低了科层体系内资源分配的信息不对称，又放大了市场场域中资源投入的
信任溢价，也重构了内部资源的价值属性，使资源流动从 “ 分散随机” 转向 “ 定向集
中”。

１． 打开政策资源优先通道
从科层体系的外部资源倾斜来看，高层级荣誉为村庄打开了获取政策资源的 “ 优先通
道”。Ｄ 村的 “ 全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作为高可信度信号，成为上级政府识别优质治理
对象的认知捷径，使其在项目筛选中占据天然优势，近零碳排放试点、２１０ 万元厕所革命
专项资金等政策资源的持续落地并非偶然的政策偏好，而是荣誉标签降低了项目风险评估
成本。上级政府无需反复论证其治理能力，直接将资源投向 “ 已被认证”的示范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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