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成效，会反向验证心理动机的价值，进而强化治理主体的动机强度与持续性。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案例研究法进行观察与访谈，动态追踪荣誉输入后的行为过程，探讨荣誉激
励如何影响乡村环境治理绩效，挖掘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及规律。一方面，荣誉激励的作
用机制涉及组织心理动机和外部资源分配的动态交互，需通过深度情境分析揭示隐性因果
链条。另一方面，乡村环境治理绩效受地域文化、政策执行弹性、村级组织能力等情境因
素深刻影响，案例法可控制镇域层面统一变量，聚焦荣誉激励的独立作用。
本文选择鄂西南地区两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分别为湖北省恩施州 Ｂ 镇的 Ｄ 村和 Ｚ 村。

恩施州作为西部生态脆弱区，其乡村治理经验对同类地区具有示范价值。而同属 Ｂ 镇的两
个村直线距离小于 ２０ 公里，截至 ２０１８ 年，Ｄ 村大约有 ９２７ 户居民，３０００ 余人，全村共有
６ 个党小组，党员约 ７２ 人；Ｚ 村大约有 １０３５ 户居民，约 ３７７０ 人，全村共有 ４ 个党小组，

党员 ９０ 名。两个村均存在垃圾处理难、污水直排问题，其两委班子人数、学历结构也相
似。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Ｄ 村被授予 “ 全国生态文化村”，而 Ｚ 村并没有获得同类荣誉。此后，

两个村庄在环境治理效果等方面逐渐拉开差距。通过后续的媒体宣传报道及其他荣誉获得
反映出两村环境治理的基本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性。Ｄ 村成为频繁出现在各种主流媒
体新闻报道中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如新华网曾报道 “ Ｄ 村的逆袭之路”；搜狐网曾报道
“ 乡村振兴样板”；澎湃新闻也曾报道 “ Ｄ 村：能人返乡激活一池春水”等，其在公众视
野面前出现往往是 “ 成功形象”。在乡村环境治理成效方面，获得了 “ 湖北省绿色示范乡
村”和 “ 恩施市十佳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相比 Ｄ 村，Ｚ 村的发展起步较晚，最近能
人返乡带动使该村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中国发展网报道 “ 湖北恩施：引进能人返乡，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湖北恩施：擦亮乡村振兴 ‘ 红’底色”等。

由上可知，两个村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资源禀赋、教育水平及初
始环境问题等方面均高度相似，但环境治理效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特
征使得本研究能够在相同地域文化和政策环境下开展，有效排除文化背景、资源禀赋等基
础条件异质性的干扰，从而更可靠地识别并验证荣誉激励的净效应与普适性作用机制。
综上，本文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首先开展参与式观察 （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累计驻点 ４２ 天），重点追踪 Ｄ 村与 Ｚ 村的环境治理情况，对比荣誉村标识物影响
力与非荣誉村治理问题；其次针对村干部、乡贤、村民进行深度访谈，聚焦荣誉授予前后
的治理动机转变与资源获取差异；最后整合政策文本、档案材料及统计资料，解析荣誉激
励的双路径作用机制。

四、乡村环境治理绩效差异的案例分析

（ 一）荣誉介入初期 （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Ｄ 村治理路径突破，两村绩效差异初显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Ｄ 村获 “ 全国生态文化村”荣誉后着力推动治理路径突破，而 Ｚ 村仍
维持原有模式，两村绩效差异初步显现。

在治理措施方面，Ｄ 村依托荣誉带来的示范者身份认同，主动突破镇级统一部署，启
动治理措施创新。在垃圾处理上，Ｄ 村意识到传统清运模式无法匹配全国荣誉，２０１９ 年
自筹 ２０ 万元并申请镇级补贴，建立垃圾智能化管理平台，为 ２６０ 余个分类垃圾桶 （ 含
１６０ 个智能检测垃圾桶）安装智能芯片，通过物联网实时传输容量数据，实现数据驱动清
运，清运效率提升 ３ 倍，彻底解决满溢未清问题；在污水治理上，主动对接恩施州环保
局，申请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试点，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主干道管网铺设，覆盖 ６０％ 村户，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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