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会，村民可直接参与环境资金使用、项目选址等决策；考核机制上，将党员环境治理责任
与评优挂钩，村民参与河道维护、垃圾分类可获荣誉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另外，２０２３

年成立生态旅游合作社，将环境治理与乡村旅游结合，制定 《 Ｄ 村环境维护公约》，实现
治理有制度、有参与、有反馈。Ｚ 村治理仍为临时应对，无固定治理团队，仅由 ２ 名村干
部兼职负责；无村民参与机制，２０２３ 年因村民投诉污水异味，临时组织疏通沟渠，未建
立长效方案；无考核与激励措施，党员参与度较低，治理呈现碎片化、无规划特征，难以
解决根本问题。

在荣誉层级方面，Ｄ 村凭借持续提升的绩效，获得更高层级荣誉，形成荣誉叠加效

应。２０２３ 年获 “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 第七届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２０２４ 年入选
“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名单”，荣誉层级跃升，进一步巩固资源优势。Ｚ 村仅在 ２０２０
年获 “ 恩施市最佳美丽乡村”，２０２１ 年获 “ 州级文明村”“ Ｂ 镇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单位”，

此后未再突破市级层级，因无高层级荣誉背书，难以获取省级资源，陷入 “ 低荣誉—低绩
效”的循环锁定。

在经济反哺方面，Ｄ 村的环境治理成效通过荣誉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 “ 治理—产
业—反哺”闭环。２０２１ 年以来，依托 “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 省级环保奖”荣誉，吸
引游客年均增长 ４０％，民宿从 ５ 家增至 １８ 家，茶产业成为支柱，村民人均年收入显著提
高；同时，产业收益反哺环境治理，２０２３ 年从旅游收入中提取 ５％ 作为环境维护基金，用
于智能设备运维、景观升级，实现环境改善促增收、增收反哺护环境。Ｚ 村因环境治理成
效有限，未形成经济反哺，无乡村旅游资源，仅依赖传统种养殖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较
低；乡贤投资的养殖场因环境配套不足，２０２２ 年被环保部门要求整改，难以带动村集体
经济；环境治理无产业收益支撑，仅依赖村级财政与镇级补贴，资金短缺问题持续，治理
难以推进。

五、荣誉激励产生绩效差异的逻辑

（ 一）荣誉激励触发治理主体内驱力
在乡村环境治理场景中，荣誉激励通过差异化路径激活了多元主体的内驱力，形成层
级化的动力传导网络以提升环境治理绩效。荣誉激励所产生的内驱力，并非简单的心理刺
激，而是通过制度化关注重构治理主体的认知框架与行为惯性，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创
造的质变。

１． 村干部：从事务执行者到政策先驱者的角色跃升
对于 Ｄ 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而言，荣誉的获得意味着责任的政治化升级，将其从基层
的政策执行者转变为 “ 国家标杆”的守护者，从 “ 事务执行者”跃升为 “ 政策先驱者”。

这种角色荣耀感激发其追求突破性成就，通过创新实践印证 “ 标杆村当有标杆作为”的
身份叙事。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内驱力并非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通过每周群众会、党员
责任考核等制度设计，转化为集体行动规则，甚至已经突破心理层面，沉淀为组织文化基
因，使求变创新成为村庄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意味着任何治理的疏失、绩效滑坡都可能更
广泛地 “ 被关注”，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倒逼其从 “ 守成”转向 “ 进取”，主动
进行创新，突破常规探索新方案，比如筹集资金开发智能清运平台，从短期应对到长期布
局，推进清洁能源使用等，以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另外，成为 “ 全国样板”后，需持续
领先同类荣誉村的压力实质是将外部对 “ 标杆村”的隐性期望内化为 “ 不能落后”的自
我加压机制，也驱动村干部通过创新及多样化的治理手段、良好的环境治理绩效来巩固地
位，比如设计建设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环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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