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球，从而可能误导公众对政治事件及人物的理性认知。公众基于朴素情感传播和夸大这些
片面信息，导致某些舆情事件进一步发酵，殊不知这种聚集的流量在内容上是存在瑕疵
的。

在流量生产过程中，数字平台的后台系统还可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伪造，例如开
发出所谓的 “ 刷数据”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持续工作，制造出虚假的数据流量。而
且，在 “ 流量至上”的导向下，虚假信息四处弥漫，传播范围急剧扩大，进而严重干扰
众人的认知判断。同时在算法推荐的助力下，这些虚假流量迅速渗透至平台用户之中，进
一步误导了公众认知。Ｖｏｓｏｕｇｈｉ 等人使用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的谣言级联数据
集，约 ３００ 万人散布了 １２． ６ 万个谣言。假新闻比真相更容易传播给大众，前 １％ 的假新闻
〔 ２３〕
级联传播到 １０００ 到 １０ 万人之间，而真相很少传播到 １０００ 人以上 。这主要归因于虚假
信息通常具备更强的情感刺激性和吸引力。互联网发展经验表明，但凡突发事件发生后而
政府又没有及时发布权威消息时，总会有虚假信息在自媒体平台上传播，这不仅会扰乱公
众情绪，还可能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当公众意识到自己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时，他
们在内心里又可能会 “ 怪罪”于政治系统不能及时高效地 “ 辟谣”。而当公众与政治系统
之间的情感距离日益疏远之后，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就会受到影响。

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还会降低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而缺少公民参与的国家政治
则可能影响其良性发展。在实行所谓民主选举的西方国家，扭转公民的政治冷漠并吸引公
众参与的挑战依然较大。候选人也深刻明白，为了赢得更多选票，需要有流量资源，以汇
聚民意支持。虽然可以说选民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但不可否认也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干
扰。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候选人 （ 或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不惜刻意制造或渲染某些政
治议题，并将特定的政治信息精准投放给目标受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参与竞选活动
期间，聘请了名为 “ 剑桥分析”公司为他提供专业支持。通过运用复杂的算法和尖端人
工智能技术，该公司为竞选团队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度个性化的竞选策略和话题内容 。
〔 ２４〕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会夸大自身政绩或做出虚假承诺；或散布竞争对手的不实信息，以
图损害其声誉和形象。有学者观察到，２０２４ 年美国大选出现了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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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给选民带来了极大的认知误导 。这种情况自然会降低选民的满意度，进而导致
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冷漠。

（ 二）基于流量消费的群体极化
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离不开对各类商品的消费。在流量经济时代，人们同样离不开对
网络流量的消费。这种 “ 日用而不觉”的流量消费正悄然改变数字空间中的政治生态。
一方面，理性声音在政治讨论中被边缘化。不少人频繁地传播着消极负面的信息，涵盖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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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愤怒、仇恨及暴力等恶意情绪 。平台传播机制激发用户对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道
德义愤，促其不断发声。在用户与数字媒体平台的互构作用之下，愤怒情绪在强度、频率
〔 ２７〕
及规模上从量变走向了质变 。戏剧化和争议性内容常常成为流量追逐的焦点。在舆论
的狂欢中，原本基于自身价值立场的个人观点被流量淹没。当流量充斥于我们的线上线下
生活时，平台用户不能平和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从而变得更加的情绪化，并成为失去
独立思考能力的 “ 乌合之众”。有些平台用户甚至转而接受和传播那些仅仅符合自身情绪
偏好而更加极端的观点。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公共讨论的质量，还可能加剧社会群体之间
的对立。

另一方面，极端化内容的流量消费加剧了政治讨论中的观点争锋。在数字媒体平台
上，用户倾向于只接收和传播与自己立场一致或相似的信息，对其他意见则采取忽视或反
对的态度。由此而固化的圈层壁垒难以打破，网络社交的价值排斥也就不可避免。这种极
端化的信息运行模式削弱了社会的团结和信任，由此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便很严重，同一
阵营内的成员观点愈发极端，而对立阵营之间的分歧则进一步加深。在狂热与狭隘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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