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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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深化数字普法，提升法治意识。普法教育是依法治 “ 流”的重要环节。当前，
在流量政治的网络参与者中，不少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不清楚自身行为的法律边界。

只有让广大网民知晓法律，尤其是关于数字空间的法律规定，才能从根本上将流量政治纳
入法治化轨道。为此，需要将数字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短
视频等新手段提高普法效果；还要建立数字空间信用评价体系，将守法情况与个人信用挂
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新时代的普法教育理应超越传统模式，在积极应对数字技术挑战
之同时探索有效策略。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了深度的法律变革，包括新型的数据
正义观、代码正义观和算法正义观的出现，以及数字权利与义务关系、数字权力与权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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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根本性重塑 。此外，数字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进路，如量化法治、数字法治体
系的完善等，也是数字时代普法教育需要重视的方向。
（ 三）虚实通 “ 流”：构建协同机制，要求政治系统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互联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将各个地域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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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建立了跨越知识边界和空间限制的交流结构。 解决流量政
治中的前述问题，应该突破数字空间的狭隘视域。政治是人的活动，流量政治并非虚拟世
界的幻象，而是现实政治在数字维度上的深刻映射。虚实通 “ 流”，要求政治系统不仅构
建起线上线下协同共治的新机制，而且要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将线上流量所表
达的民意诉求，高效、制度化地转化为线下的政策输出，从而实现政治体系的动态稳定与
持续正当性。

首先，寻找数字空间的问题之源。流量政治是清还是浊，也自有其源头。某些网络舆
情事件实则是现实社会中治理短板的镜像。“ 流量民粹主义”或者说网络民粹主义也是根
源于现实社会。以网络举报为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公正司法、有效反腐的深切
期待与现实中治理效能不足之间的矛盾。这类事件在数字空间内迅速汇聚成舆论焦点，不
仅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验，也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因此，处理流量政治中的负面舆情，必须深入到现实社会的肌理之中，从源头上查找原因
并妥善处理。通过加强现实中的法治建设、完善日常监督机制、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措施，

确保现实政治生态的清明与公正，从而有效遏制数字空间的负面舆情发酵及其带来的相关
附随问题。这是政治系统通过线下治理效能提升，从源头上减少负面流量滋生的根本之
道，同时这也体现了政治系统通过改善自身来引导流量政治的主动性。
其次，推进信息资源共享与治理力量联动。传统科层制所遵从的属地管辖与部门分立
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过去的线性传导机制、封闭式决策流程与单向度权力关
系，正被数字技术催生的非线性互动、开放型协商与多中心博弈所解构，因此需要推进资
源共享与力量联动，从而打破科层制壁垒，构建对流量民意快速响应的 “ 敏捷政府”。其
一，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促进政府内部及政府
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流通，确保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其二，政府需加强与实体社会
组织的联动，依托社区、企业、媒体等多元主体，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网络。以上
方式实质上也是政治系统组织结构为适应流量政治范式而进行的现代化改造。

最后，实现治理理念与方式转变。电子政务在让群众 “ 少跑腿”的同时，也因为缺
少面对面接触而增大了政民之间的感情距离，而当网络舆情发生时，网民也因缺少对于公
务人员的信任而可能加入到有损政府形象的流量聚集中。为了扭转这一情况，政府应该实
现从被动应对流量舆情到主动引导流量议程的转变。其一，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数字政府
不是将传统政府搬到线上，而是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日常
治理，不断加强对数字空间中舆情动态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风险，从
而有助于将隐患消灭在初始状态。其二，注重源头治理与过程治理。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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