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发展”的根本功能。这里的 “ 监督保障执行”，旨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而 “ 促进完善发展”，则要求通过监督发现体制机制上的
漏洞和治理上的短板，并推动系统性的改革与完善。这是衡量专责监督工作是否 “ 高质
量”的最终政治标尺。
由此，精准监督与高质量监督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晰呈现：精准是高质量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则是精准的价值归宿。一方面，若精准监督仅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而对问题背后
的政治偏差缺乏观照，这种 “ 精准”便会消解专责监督应有的功能价值，无助于实现高
质量监督。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精准地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推动解决深层次、根源性问
题，才能将专责监督的 “ 靶向性”切实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 有效性”。二者在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实践中，实现了从方法论到价值观的深刻统一。

（ 二）古今中外之辨：精准监督的坐标定位
若将视野进一步拓宽至历史与世界的坐标系中，精准监督作为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和权
力监督实践的创新成果，其独特性将呈现得更为深刻。这种独特性是在对传统监察智慧的
扬弃和与域外监督模式的对照中形成的。
１． 古今之辨：从 “ 风闻言事”到 “ 精准量纪”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其中， “ 风闻言事”是御史台官最为人熟知的权力之
一。它允许监察官依据坊间流传的言论和自己听闻的线索进行弹劾，而无需坐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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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打破信息壁垒、拓宽信息来源，对官吏形成无形的威慑，体现了朴
素的 “ 抓早抓小”思想。这一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澄清吏治、打击贪腐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然而，“ 风闻言事”的弊端也与其功能相伴而生。由于信息的真实性难以
保证，监察的 “ 精准度”高度依赖于监察官个人的道德操守与政治判断，且极易在复杂
的宫廷斗争和党派倾轧中被用作攻讦异己的工具。其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皇权统治、基于
经验判断与个人德行的监督模式，其效能与风险深度捆绑，其内在的 “ 精准性”缺乏稳
定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新时代的精准监督，在监督意图上同样蕴含着 “ 抓早抓小”的政治要求，却在实现
方式与根本准则上对 “ 风闻言事”实现了超越。其一，是证据基石的转换，从被动的
“ 听闻”转向主动的证据构建。精准监督不仅致力于畅通监督渠道，还强调运用技术手段
与流程改进，对多方信源进行整合、清洗与交叉验证，通过关联分析构建起对监督对象的
动态 “ 精准画像”，以此奠定问题研判与精准量纪的科学基础。其二，是裁量基准的变
革，从诉诸个人德行转向遵循刚性规矩。精准监督的裁量依据，不再是监督主体的个人好
恶或道德直觉，而是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以监督执纪 “ 四种形态”、类案平衡等为具体标
准。这种变革，标志着监督工作实现了从依赖 “ 经验判断”向依托 “ 客观实证”、从诉诸
“ 个人德行”向遵循党纪国法与政治标准的根本性转变，其内在的精准性、科学性非传统
监察模式所能比拟。
２． 中外之辨：从 “ 程序性监督”到 “ 治理型监督”

西方监督模式通常遵循一种反应式、“ 问题触发”的逻辑，偏重于程序性监督。常常
在权力失范或利益侵害等事实发生后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寻求个案救济，其本质是一个旨
在维护合法性的 “ 纠错机制”。 这种模式虽追求程序上的精准，但在政治目标的达成上却
可能失焦。所谓的 “ 政治中立”原则，使其无法也不愿对国家发展的宏观政治方向进行
审视和校准。

与之相对，中国的精准监督则是一种深刻嵌入党和国家治理进程、主动作为的 “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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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监督” ，其首先追求的正是政治方向和战略大局上的精准。其一，在功能定位上，精
准监督主张积极进行风险管理，而非被动响应。它强调监督关口前移，通过强化日常监督
等方式，主动发现并处置潜在隐患。其二，在监督目标上，精准监督的首要目标并非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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