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 大水漫灌”式粗放监督的超越。从逻辑关系看，精细化是精准的前提和基础，它要求将
宏观、抽象的监督原则转化为具体、可操作、可量化的流程与标准。例如，四川省仁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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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１４８ 项负面清单精细化明确监督重点，正是这种方法论的体现。 精细化监督通过对监
督任务的分解、责任的厘清、流程的固化，将抽象的监督要求转化为具体的 “ 施工图”，
为后续的精准发力奠定了操作基础。没有这种过程控制的颗粒度，“ 精准”就无从谈起。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精细化监督只是精准监督的基础性要求，二者之间存在深
刻的层次差异。精细化本身主要回答监督 “ 做什么”和 “ 怎么做”的过程性问题，但它
并不必然回答 “ 为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倘若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单纯追求过程的精
细，专责监督反而可能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沼，甚至催生一种 “ 精致的形式主义”。而精准
监督则在精细化的基础上，以其鲜明的问题导向，从根本上规避了这一风险。它要求将精
细化的手段与有限的监督资源，瞄准于对 “ 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 “ 一把手”的监督上，
聚焦于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等 “ 国之大者”，其核心在于发现和纠正一切形
式的政治偏差。这意味着，精准监督不仅关注程序是否完备，更关注监督的矛头是否对准
了最关键的人、最核心的事、最突出的问题。这就使得精准监督实现了从单纯的过程具体
化，向目标精准化的迈进，确保了监督工作的准确度与实效性。

２． 精准监督与技术监督
同为纪检监察领域的重要概念和实践热点，技术监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日益成为精准
监督的重要支撑，二者联系越来越紧密，结合方式越来越多元：一是 “ 互联网 ＋”拓展
了监督信息渠道。新时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借助官网、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多渠道拓宽
信源，形成 “ 云端”监督合力，有效克服了传统信源路径迟滞、耗散的弊病。二是大数
据对监督识别风险的帮助。通过对问题线索的集成与挖掘，大数据手段减少了信息遮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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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增强了监督主体精准预判、靶向治理的能力，使 “ 监督于问题未发之时” 成为可
能。例如，一些地方依靠大数据监督平台使主动监督成案率超过了信访举报成案率，大幅
提升了监督的精准性。三是人工智能对监督科学决策的支撑。机器学习、规则引擎等技
术，正在风险优先级判定、类案比较等方面为监督执纪提供愈发坚实的智能支持。

但是，技术本身是一柄 “ 双刃剑”。其固有的工具理性，若无正确引导，可能催生
“ 数字形式主义”或陷入 “ 唯技术论”的误区。精准监督的要义，就在于为技术监督注入
“ 价值理性”，亦即政治理性，从而实现对工具理性的统摄与超越。它深刻回答了 “ 为谁
监督、为何监督”的方向性问题，强调技术运用必须立足于政治监督这一根本定位。这意
味着，数据平台的建设、算法模型的设计，其首要目标应是助力政治监督的提质增效。一
项成功的监督技术，其价值不仅在于准确锁定违纪违法行为，更在于能够精准识别问题线
索背后的政治风险、政治逻辑、政治规律，实现从 “ 提供数据”向 “ 提供洞察”的转变。

在这一点上，精准监督以其鲜明的政治导向，引领了技术监督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从单纯
的工具革新到服务于政治监督系统性、创新性实践的深刻转变。

３． 精准监督与高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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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以高质量监督促进高质量发展” 则是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精准监督常被视为实现高质量监督的重要抓手，
厘清两者关系有助于明确精准监督的内涵。

首先，精准监督的提出，本身就是对 “ 高质量监督”内涵的深化与具体化。精准监
督通过强调监督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精确性和处置的恰当性，逐步改变过往以案件数、

金额大小、级别高低评价监督效果的做法，转向关注问题是否找准、根源是否深挖、整改
是否到位，旨在逐步遏制那些反复出现的顽固问题，同时防止新问题的扩散。然而，高质
量监督是一个比精准监督外延更广的综合性概念，它还包含了规范性、协同性等多重维
度。其中，高质量监督的核心在于专责监督是否充分发挥了其 “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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