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在，进一步加剧了 “数据孤岛”，各部门自然也就不愿意完全共享数据和信息，这削弱了
数字平台在整合资源、提升治理效率方面的作用。数字技术的治理初衷在于消除数字隔
阂，促进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畅通无阻，然而遭遇了技术鸿沟、标准不统一及发展水平参差
不齐等多重瓶颈。这些约束非但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诱发了技术层面的交流障碍，构
成了一种非预期的反向影响。简言之，组织间技术融合的不顺畅深刻加剧了部门间的分割
现象，成为制约基层数字化治理效率与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
（三）技术维度反思：认知失调与技术增负
一是数字技术认知失调，加剧了技术至上主义与技术保守主义的产生。数字时代政府
需要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基层官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偏差是导致基层数字治理增负的一个
重要原因。一方面，部分官员存在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过度迷信数字技术的力量，认为
只要引入先进技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忽视了技术与制度、文化的融合，这种过度依赖
技术会导致技治对人治的侵蚀，让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技术辅助治理滑向技术主导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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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官员持制度保守主义态度，对新技术持抵触心理，不愿意或不敢尝试新的
治理方式，导致数字技术难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当这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就容易
引发技术失调和目标置换，使得基层数字治理偏离了原本的减负目标。
二是过度的技术依赖引发数字治理效能的反噬，加剧技术增负。技术增负是基层数字
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数字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治理效率，但也带来了许多隐性的工
作负担。例如，数字平台的建设和维护、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系统的更新和升级等都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外，在绩效压力的影响下，短期数字政绩的要求与数字治理的
长期发展间存在矛盾，催生出数字形式主义的困境。同时，基层官员和社会主体还需要投
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数字技术和工具，增加了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数字技术带来的
“数字牢笼”也是导致基层数字治理增负的原因之一。数字技术的高度规范性和标准性与
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之间存在冲突。数字技术往往要求基层官员按照预设的规则和
流程进行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他们难以根据具体情
况做出灵活的决策。同时，数字技术的高度规范性和标准性也可能导致基层治理的僵化和
刻板化，忽视了治理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四）行动者维度审视：政绩观偏移与数字素养缺乏
一是政绩观念的偏移，容易引致目标置换与形式主义的陷阱。基层官员作为主要的执
行者，其政绩观和责任担当对于数字治理的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基层数字治理实践推进
过程中，数字平台建设往往成为各级政府打造政绩亮点的工具手段，导致部分数字平台建
设脱嵌于治理的实用性，难以与基层治理体系有效衔接，出现数字平台空转，基层数字负
担加重的现象。 此外，在压力型体制下，数字治理往往会演变成唯上的、形式主义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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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治理。此时，基层政府只是为了完成各种繁杂的数字指标任务而空转，上级政府的监
督考核在实践中表现为痕迹管理并进一步异化为过度留痕。在这种应对策略中，痕迹管理
的工具理性替代了工作实绩的价值理性。而基层政府就会利用手中的信息收集和整理权，
通过开会、报材料等痕迹制造方式，以 “痕迹”充 “政绩”，以显示自己在数字化转型中
的努力和成果，而这种避责策略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行政负担。
二是技术水平与人员素质的错配，引发个体或群体数字素养的短板。在基层政府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建设程度、互联网渗透率、受教育程度等资
源的不均衡，不同地区、人群的数字化素养也有所差异。基层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部分群
体或个人由于资源、素质层面的弱势，被隔绝在 “数字红利”之外。对基层官员来说，
受制于知识水平与技术素养的不足，基层官员在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时可能面临困难，导
致他们在推进数字治理时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能力，不能也不愿适应数字化的趋势，从而成
为数字变革中的边缘人，致使其面临数字负担。部分 “数字弱势群体”在工作与生活中
遭遇种种不便甚至歧视，进一步带来了 “被剥夺感”与事实上的数字不平等，导致数字
治理效果不佳、基层官员与百姓行政负担加重。

五、治理有效：消解基层数字治理增负的路径选择
寻找有效的路径以实现基层数字治理的转型，消解由此带来的增负现象，成为当前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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