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力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数字包容性增长。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方能有效消解基层数字治理
的 “增负”困境，迈向真正的减负增效之路。
事实上，除了上文所论及的多维理论因素之外，还需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视角进行反
思，以此来促成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一是技术与体制的融合障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要
求政府体制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然而，体制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进步，导致
技术与体制之间存在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二是数字鸿沟的加剧。虽然数字技术为治理
提供了新工具，但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却加剧了治理的不均衡。部分基层地区
或弱势群体由于资源有限，难以充分享受数字红利，反而可能因为数字技术的强制推广而
感到被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和实际困难。三是绩效评估体系的偏差。当前一些
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数字化的表面成果，如 ＡＰＰ 下载量、系统访问量等，而忽视了治理的
实际效果和社会满意度。这种以数字指标为导向的考核方式，促使基层工作人员将精力过
多投入到数据造假、形式主义的工作中，而非真正解决群众问题，从而背离了数字治理的
初衷。
总之，数字技术在地化实践往往面临 “逻辑悖论”，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要
求政府不断投入资源更新系统、培训人员，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负
担；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碎片化，增加了协调成本，反
而降低了整体效率。这种悖论揭示了 “数字技术乌托邦”的局限性，即 “技术并非万
能”，其应用需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由此可以认为，未来研究揭示其基层
数字治理异化背后的复杂机制与根源。或者说，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悖论、价
值冲突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因素，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并探索有效的研究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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