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为纵向权责不对等与数字化监督考核压力。其一，随着基层权力的上收，上级政府往往将
责任外推给基层，导致基层需要承担更多的治理任务。同时，上级通过考核检查等方式给
基层施压，致使基层组织承担了过量的责任和负担。 其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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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敞视主义”的新样态，基层工作人员的大量行政行为都处于数字全过程留痕的监管
之下。 而数字治理带来了绩效考核指标的扩张，新的问责与约束机制形成，基层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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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督考过度，督考指标存在不合理或过于复杂的问题，甚至存在形式主义督考和任
性问责的情况。这些压力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应对，从而
增加了基层人员的行政负担。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下而上的压力也是
导致基层数字治理增加负担的重要原因。数字技术构建了跨级信息传递通道，使自下而上
的信息流动跨越了传统科层制的束缚。政务微博、微信、信访网站、政府官网、政府热线
等数字渠道与数字平台使得群众得以突破地域与科层限制直接同上级权威发生联系。数字
技术一方面消解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时空区隔，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与群众的缓冲地
带，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回应负担。 此外，基层政府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政府，其一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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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受到百姓的密切关注与监督，加之舆论监督的兴起，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社会
舆论的广泛关注，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官员们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更加谨慎地
处理各项工作，这也增加了他们的行政负担。
二是情境错位，加剧了技术化约与复杂治理之间的固有矛盾。数字治理在实践中还面
临着数字情境应用与基层实际情境的适配性问题。一方面，数字治理追求 “技术化约”，
即将错综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化，使其易于理解，并在技术上便于分析 ，而当今社会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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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复杂与不确定的 ，单一的数字治理技术与多元、复杂的社会之间存在较大张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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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所追求的统一规范性与社会事实间的复杂全面性存在固有矛盾 。数字技术存在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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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限性使得其无法完全涵盖和适应基层工作的全部需求和变化多端的情况，过度运用数
字治理思维进行社会治理有可能造成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价值理性缺失的状况，挤压
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在科学治理与数字治理融合的过程中，科层治理与数
字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边界之争，即存在科层治理过度嵌入数字治理、数字治理过度嵌入
科层治理两种情况。数字治理逻辑往往难以完全取代传统的科层治理逻辑，科层治理逻辑
在某些情境下也会成为数字治理发挥效能的阻碍。这种化约性与复杂性、科层治理与数字
治理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数字治理增加行政负担的现象。因此，要实现
基层数字治理的真正减负增效目标，需要更加注重数字技术与基层实际的深度融合，以及
科学合理地处理各种逻辑之间的关系。
（二）制度维度透视：权责失衡与科层困境
数字治理的现实载体仍是既有的科层治理体系，因此数字治理必须直面科层体系的固
有弊病。基层政府作为科层体制的神经末梢，习惯于对上级政府的资源依赖，并担负着
“属地管理”的责任。条块分割的科层制特征也使得基层政府要承担来自不同 “条”“块”
下发的任务，数据互通上存在局限性。
一是基层单元的弱能及权责倒挂，加剧了权责失衡。基层数字治理的初衷在于利用数
字赋能减轻基层负担，但在政治任务层层下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当前，数字政府建
设成效关乎官员的政治成绩，由此，上级政府为了快速广泛地推进数字治理，则将基层治
理数字化的任务层层下达至基层，并且往往是 “放责不放权，下事不下钱”。 这导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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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面临着 “责大权小”的困境，需承担无限兜底的责任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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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级政府缺乏对基层组织实际的考量，数字化治理任务的下沉使得基层在处理常规性
事务的同时，还需要分心处理激增的数字治理事项。而由于基层对上级存在着资源依赖，
上级还掌握着对基层的 “考核权”，这种依赖关系可能导致基层单位在推行数字治理时缺
乏足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得不遵循上级设定的框架和流程，而这些框架和流程可能并
不完全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增加了执行难度和形式化风险。
二是条块分割以及信息孤岛，加剧了科层困境。高效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有赖于技术
要素实现对接以减轻非必要负担。但事实往往不遂人愿，由于条线部门间存在利益矛盾，
信息互通往往受到限制。各部门可能各自为政，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因技术壁垒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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