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党政研究》2025年第5期

此阶段能源政策样态由 “开源”“提效”向 “高质量”“可持续”变迁，反映了政府
注意力由 “为工业生产提供兜底保障”向 “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转移，其根本
原因在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理念的不断丰富带来的强大改革共识，促使政府注意力渐
进性转移。同时，世界能源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风险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外部矛
盾的加剧催生加速改革现有政策的共识。
３． 政策迭代期 （ ２０１２ 年至今）：新发展阶段中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变革
以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节点，我国能源政策正式进入迭代期。新时代我国能源事业具有
以下四大特征。第一，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第
二，高质量发展新道路成为我国能源事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第三，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政
策理念已经成熟，“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成为能源安全新战略；第四，科技创新成为能
源发展第一动力，技术进步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
２０１２ 年至今，我国能源安全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第一，
气候变化威胁加剧，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加剧了温室效应等生态环境问题，控制碳排
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国际共识；第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推动能源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聚焦能源关键领域与重大需求，发挥制度优势、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夯实能源保障的重要基础；第三，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国际
能源合作特别是石油供给安全仍存不确定性。因此，提升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及安全
水平，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需求。新时代能源政策理念将在已
有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秉持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理念，新
时代能源政策目标逐渐明晰为以下三点。第一，能源增产保供，坚持守好能源安全底线，
持续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第二，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以能源科技创新为基
点，带动能源产业成为产业升级新增长点，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第三，落实 “双碳”
目标，积极发展新能源技术，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政策迭代期，政策工具的综
合应用已较为成熟，可以统筹利用规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和社会型政策工具，
综合发挥三种政策工具的优势，有效规避使用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政策迭代期，我国
着重于应用综合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公平开放、有效竞争能源市场的逐步建构，
同时强调能源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共享，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多主体综合参
与，形成政策合力。
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与能源市场化改革，政府更加倾向于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
向作用，通过强化规划引领、加强政策支持与提升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推进能源治理现代化。至此，能源政策正式完成了由 “高效率”向
“高质量”的迭代过程。不同于碎片化政策对原政策的截断或异化，能源政策迭代阶段一
方面延续了政策断续期能源政策的政策理念，并逐步深化与丰富了 “可持续”与 “高质
量”的发展内涵；另一方面则在构建现代化能源体系过程中取得重大革新，“清洁低碳”
与 “安全高效”成为现代能源体系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内涵，能源事业从为工业生产提供
燃料的附属角色，转变为完整、稳定的独立体系，并不断向现代化、高质量方向发展。能
源政策完成迭代，并再次趋于均衡状态。
（五）政府注意力配置差异与能源政策样态变迁的逻辑理路
通过梳理能源政策政府注意力链接关系、构建 “能源安全 －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
以及总结中国能源政策样态阶段分期，本文初步回答了 “政府注意力配置如何影响能源政
策样态变迁”的问题。研究发现，无论是政策均衡期的摸索前行、政策断续期的适应性调
整或是政策迭代期的深度变革，中国政府对于能源安全的不懈追求始终主导并贯穿于能源
政策发展各个阶段，并在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等多个层面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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