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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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转变,实际上二者为 “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从中可以看出,阅兵仪式场景展布过程
中阅兵首长的身份转变,既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关系法制化层面的努力,亦彰显外
在政制环境的发展轨迹,赋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关系之合法性的 “法律
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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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家通常会制定详实的法律条文,借助诸多制度类政治象征对破坏国家权
力秩序的行为予以警戒、惩罚,以促使国民自觉维系国家权力秩序。“经国序民,正其制
度。” 法律制度等制度类象征作为政治仪式场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关涉政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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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功能发挥的规范性、长效性与否。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由于部分政治仪式场景
的程序、参与主体范围等法律规定的不甚完善,以及媒介仪式场景传播的规则缺位,致使
诸如恶搞政治人物、歪曲政治历史的现象时有发生,亲西化言论等错误言论时常出现。然
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则
为国家功勋荣誉仪式场景展布规则、程序等注入了法理型权威资源,有力保障了授勋人员
及仪式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国家功勋荣誉仪式场景趋向规范性、法治化发展。再者,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立法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赋予原有的时间序列以法理型资源,并在相
关政治仪式场景实践中探索出 《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相关制度类象征的凸显,明确了政治仪式场景的法律底线,保障了相
关政治仪式场景全过程的公正权威,以及仪式组织者、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三)即时性的事件环境结构:凸显思想象征,推动权力再生产
事件环境则是一种 “即时性”的线性结构,这种时间意义上的短瞬与单向性使得政
治仪式场景只能处于事件过程的某个具体阶段之上,且在空间范畴内限制了政治仪式场景
展布的施展腾挪。显而易见,事件由大量即时性的偶然经验构筑而成,这也致使事件环境
只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链条与空间限域内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事件环境的相对具体性亦
为政治仪式场景之展布增添了具体政治意涵,赋予其意义彰显与话语表达以鲜明导向性。
《左传·成公十三年》曾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相应地,国家政治仪式场景依事
件类别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以纪念缅怀为主的祭祀性政治仪式场景,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场景、祭孔仪式场景;以军功表彰、军队操演和军力展示为主的荣典类仪式场
景,如由古代军功授爵仪式演变而来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国庆阅兵
仪式场景等。其中,不同类型的政治仪式场景所凸显的政治话语等思想类象征不尽相同,
传达出的整体情绪情感、政治意涵亦有所差别。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场景通
常借集体性伤痛记忆的展现达致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的政治价值观念之传导;国庆阅兵、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等政治仪式场景中,仪式精英通常借由仪式场景展
布的气势恢宏展现出国家繁荣富强、砥砺创新、见贤思齐等政治价值意涵。值得注意的
是,即便是同一类型的政治仪式场景,受其时代背景与具体事件环境之影响,它们所镌刻
的事件信息亦会有所差别。
具体来讲,作为一种重要的荣典场景以及容纳重复性政治象征行为的场域所在,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在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话语与观念引导中
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回溯历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其展布的具体
内容均有所不同。换言之,历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的 “故事结构”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例如,2019 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
于 9 月 29 日展布,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国家领导人除了对崇尚英
雄、弘扬英雄品格的仪式主旨做出强调外,亦凸显了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愿
景与政治发展理念。相应地,团结奋进、和平与共等思想类象征亦随之凸显,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的内在价值与时代意涵得以丰富。同时,不同的国家勋章与荣
誉称号获得者镌刻着不同的事件信息,例如,于敏深耕于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推动国家军
事科技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隆平研究出杂交水稻等作物,为国家粮食安全、世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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