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在最初的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但随
着革命的发展，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为了适应中国的农村结构，中共
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在实践中做出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比如，毛泽东提出 “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反映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创新。毛泽东与朱
德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在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
过革命宣传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传播给普通群众。例如，党在南方农村根
据地开展识字班、宣传队，利用口头和戏剧形式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这种本土化的宣传
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口号，而是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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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 年 １ 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这一转移不仅仅出于安全考虑，更深层次地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变化，使 “农村包围城市”斗争模式得以进一步实施，同
时加强了党对各根据地的领导，并在瑞金完成了党中央的重建与巩固。 在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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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对共产国际影响的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革命理论体系，适应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推动了党的
发展。通过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这种本土化的成功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供了范例。
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与指导在党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从资金和党建指导，到布尔什维克化的推广和革命话语的传播，共产国际的支持使得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阶段迅速成长。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结合，实现本土化、民族化。

六、“上海岁月”的经验与教训：新中国政党治理的历史启示

“上海岁月”的党建实践不仅造就了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还影响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方针政策和治理理念。中共在 “上海岁月”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纪律，通过一系列的入
党宣誓、定期的组织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使党的纪律性成为政党治理的重要特
点。在 “上海岁月”，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重要决策，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的建
立奠定了新中国决策体系的雏形。特别是 “上海岁月”中的党建经验为新中国政党治理
奠定了重要基础，让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能够有效贯彻自身的政治目标。
“上海岁月”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度忠诚和纪律性的党员，他们在特殊斗争
环境下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和保密工作经验。这些隐蔽战线的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成为了公安和国安系统的骨干力量。隐蔽战线经验培养了专业技能，使这些党员形成了高
度的组织意识和政治敏感度，为国家安全和政法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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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岁月”的特科和红色交通线等隐蔽组织在斗争中形成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纪律规
范，这些组织经验在新中国的公安和国安系统中得到了延续。特科的情报搜集、保密措
施、地下工作方法等成为新中国公安系统的工作模式。隐蔽战线的纪律性、保密性以及组
织严密性成为国家安全系统的核心要求，为新中国政法体系注入了革命传统和组织基因。
在 “上海岁月”的隐蔽战线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高度的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
这种意识被延续到了新中国的政法系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政法系统中设立
了严格的安全和保密制度，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外部势力侵扰。这种制度化的安全意识加强
了政法系统的内部管理，巩固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新中国的政法系统在 “上海岁
月”隐蔽战线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安、国安、司法等系统的制度体系，使得政法系统
在党领导的政治治理体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政法系统在国家安全、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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