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党政研究》2024年么6期

义，此时程序已无法审视其程序是否合乎正当，趋于简化的正当程序或许更能迎合数字政
府的建设，换言之，公允的技术程序成为 “免检”的正当程序，逐渐消解既往的正当行
政程序。

四、数字政府行政程序的趋向及依法再造探讨

尽管存在价值的颉颃，但可以明确的是，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不是个全新的命题，人
类社会是推进发展的，这种发展是伴随着工具的发展。回顾其历程，从信息化到智能化，
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会引起社会的担忧或变革，起初甚至是恐慌或抵制。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
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数字政府行政程序的简化顺应数字化变革趋势，符合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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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但亟待依法再造数字政府行政程序，以权力与权利
的程序视角控制程序简化的双重面向，使其简化契合作为合法性的公平与作为合理性的正
义。
（一）依法简化：明确算法程序正义
数字政府背景下，面对算法简化行政程序，应兼顾程序客观正义 （形式正义和效率导
向）和程序主观正义 （实体正义和权利保障） 。面对自动化行政，控制公共行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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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决策结果的合乎正义，而是决策过程的合乎正义。证成决策过程是合法性范畴的问
题，证成决策结果是正当性范畴的问题；算法通常代表高效，对高效的正当性证成成本较
为低廉，却对合法性证成成本较为高昂，因合法性需要制定法的明确授权。基此，在算法
程序正义的框架内，合乎法律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程序简化的核心基础。算法程序
正义应通过其法定性试图建构可靠、稳定的算法行政秩序，推进技术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联
通赋能，避免算法单方面违法简化行政程序，防止行政程序单方面主动违法消解，构建协
同促动的程序法治。
具体来讲，以程序法定原则保证行政程序的依法简化，规范非规范性算法程序，将行
政程序简化纳入法治化、体系化的轨道。第一，依法简化。简化行政程序需要在现行有效
的法律体系中寻求可供简化的合法依据。行政程序法是以实现公共行政职能制定的，程序
间的衔接是程序法定的体现。虽然算法运行程序可以替代相当行政程序的功能，但应设计
行政程序简化的分级制度，如以程序具体法治地位分配简化程度。具言之，涉及程序正义
的行政程序不能简化，涉及确认违法关联性的行政程序简化成本应较高或补充额外程序弥
补简化风险，不涉及合法性、瑕疵性的行政程序简化应作备案处理。第二，体系简化。简
化行政程序应当符合简化的体系性要求，考量程序间的逻辑嵌套。程序法定不仅是合法性
的宣示，而且是体系性的宣告，其意味着各项行政程序均已按照体系化予以塑造，存在严
密的逻辑链条。行政程序的简化毋宁说是对单一行政程序的针对性简化，不如说是对特定
阶段行政程序的整体性简化。鉴于此，对行政程序的简化应基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探索数字政府下行政程序简化的审核机制建构，如模拟计量特定程序简化后的系统性风
险，评估行政程序简化的衔接不适程度及设计特定程序简化后的替代程序方案等。
（二）合理简化：构建权力监督机制
综合已有研究，对既有政府权力的规制可细分为权力设置环节规制、权力运行环节规
制及权力侵害环节规制。行政程序被非合理简化的重要原因是算法的介入与算法权力的生
成，其打破既有的权力分配布局，或增强既有行政权力，或替代既有行政权力；对权力的
规制离不开全面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鉴于此，设立权力监督机制保证行政程序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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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简化，优化数字政府行政运转程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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