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党政研究》2024年么6期

一是再造系统的内部程序控制机制，强化数字政府下各项权力的自我约束。数字政府
对效率的较高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部程序控制强度 。因此，应当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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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字政府下系统的内部程序控制机制，以整体性政府的理念推进行政程序的合理简化，
即以业务整体协同为行政程序简化的再造基点。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打破 “就程序谈程
序”的传统理念，将行政程序简化与政府职能高密度联通，以具体职能约束权力。数字政
府的业务办理不再是线性的，而呈现扁平化，应当考量对集约式行政行为、不同部门的衔
接程序及不同层级的联动程序作出针对性的简化，如强化数据共享，简化多频次材料提交
程序；加强部门间互信，简化已有决定的审核程序等。另一方面要避免 “仅有数字”“技
术至上”的错误理念 ，保证行政程序的简化是基于有效合理，而非无理由附议。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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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行政程序简化与算法行政的张力，控制算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在协调与良性促动，
如主动提示自动化行政的任择程序权，削弱算法崇拜；保留人工审核程序，规制算法与行
政叠加权力。
二是建构 “技术性正当程序”，联同行政场域正当程序，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简化。
鉴于技术危害正当程序，希特伦首次提出 “技术性正当程序”，旨在提升自动化系统的正
当性 。具言之，一方面强制保留自动化损益行为的通知程序，或 “生成审计轨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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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意义的通知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ｏｔｉｃｅ） 。对于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决定，须以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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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告知相对人，自动化行政不能仅关注效能提升，还要关注程序正当；若通知程序存
在技术的现实困境，至少应保留技术决策过程，以供事后审查。另一方面要改变 “自动化
不出错”的预设假定，应存有可解释的能力。技术正当程序应汲取和融合传统正当程序的
依法行政原则 ，如设立允许质疑、事后听证、专业审计、及时纠错的技术正当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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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动化行政过程的可解释性，以此简化相应的行政程序。
（三）正当简化：厘清数字权利束
关于权利保障，早期研究关注法定权利的既定保障，适用于 “人 －人”的交互空间，
但在数字化趋势下，“人 －人”的交互空间被 “人机交互关系”冲击；目前研究提倡既定
保障范围的拓展，趋于权利的数字化保障或数字权利的厘定。必须承认，技术存在假借数
字政府的东风，挑战以人为本的行政程序，吞噬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可能，表现为行政程
序的不当简化，其造成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压缩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使空间，甚或使其归于
无效。鉴于此，应尽快厘清数字权利束的法律保护范围，以此限制行政程序的不当简化。
第一，探索反向回溯程序，逆向补足知情权。数字政府下，对于自动化损益行为，知
情权体现为对行政决定的及时获知；对于自动化授益行为，知情权体现为对行政决策过程
的了解，应以需求为导向探索回溯程序的设立。具言之，一方面以告知作为决定生效的要
件。书面或口头的告知形式在自动化行政中无法存续，可尝试将告知程序以代码形式完
成，如参照德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有关规定，在终端设备上点击获悉的行为，等同于
行政机关的告知。可将 “点击获悉”的操作视为行政决定的附条件生效要件，补强相对
人在自动化行政中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加强决策的过程公开及说理性论证，以一般性的决
策系统为对象，按特定时间段公开其决策的技术逻辑与论证逻辑，逆向补足知情权。第
二，设立算法形成的前置参与程序，促进行使参与权。打破算法封闭性的关键在于吸收公
众意见，使普遍性决策算法在制定之初即获得特殊性的公共基础，如自动化行政系统在设
计之时应提前记录公众的意见，按事项类型最大范围保证公民的参与权，防止在自动化行
政中变相剥夺参与权。第三，形成事后异议程序，保障陈述、申辩权。陈述、申辩权固然
重要，然在自动化行政实践中较难及时实现，算法瞬时性促使其程序简化，或许可将其重
心后移，固定有效的事后异议程序，如政务服务大厅或系统终端设立事后异议专栏，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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