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党政研究》2024年么6期

果的达成，忽略行政程序的设置。不容忽视的是，行政程序的设置是为了规范行政权力的
运行，通过要素分解的方式防止行政权的集中、独大，消解行政权勾连的利益空间。“当
法律要求某种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程序时，程序就是对实体活动的约束。” 既往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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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行政主体为中心建构的，基于限制权力来保障权利的治理主线，通过嵌套的行政程序
分散式地限制权力扩张，实现对权利的保障。然而，对某项事物的限制越多，意味着其封
闭程度越高，行政程序的设置足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方位限制，但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
的参与，不符合当代治理理念，有违简约治理精神。行政程序的设置毋宁说是为了规范行
政权力，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一是体现在程序对实体的约束作用，保证
实体正义；二是承载着实现个人权利，落实基本权利的重要作用，使公众想法纳入政府决
策之中。目前，因优化营商环境、简政放权等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行政程序简化带来的
政策执行成本降低，关于行政程序简化的相关研究蔚然成风，相应地，行政程序的简化会
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与门槛，利于形成的决策符合公众利益，通过正当化合理性保障行政
相对人的权益 。基于此，行政程序的简化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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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合法律制度的合法要求
在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内，行政程序的简化契合规范要求，换言之，我国法律体系对
简化行政程序存在合理的期待。例如，我国宪法第 ２７ 条规定：“实行精简的原则……提高
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基于前述，行政程序的简化一方面利于行政效能的提升，另一方
面亦纳入程序精简的范畴，即符合宪法对国家机构的期待性规定。《公务员法》第 １４ 条
规定：“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义务。”此项是对全部构成人员的义务性规定，可以说是
对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定，应持有 “如我在办”的心态，适当简化一定的程序。《行政许
可法》第 ６ 条规定：“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可见，“提高效率”载明于各项
法律法规，属于规范要求。一般来说，“提高效率”一方面是通过制度化变革来完成，如
机制改革创新等进路，另一方面是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完成，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进路。
行政程序的简化即是 “提高效率”的制度化路径，将效能原则嵌入行政法中，有助于行
政机关较为快速地完成行政任务，回应公众需求 。从域外行政规范来看，行政程序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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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意大利 《行政程序与公文查阅法》第 １ 条确立了 “经济、效

率和公开”的效能原则，并设立 “行政程序的简化”专章；《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 ５７
条也明确了行政机关的 “快捷义务”，要使 “程序迅速且有效进行”。 效能原则不仅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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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体的合理性期待，而且是一项义务性规定，效能较低的程序或许构成对效能原则的
悖离。可见，行政程序的简化已成为政府治理下的基本共识，指向简约治理。

二、数字政府简化行政程序的应用场景与运作机理

（一）自动化行政处罚：“监管”到 “处罚”的转向
行政处罚是以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方式实现惩戒。而自动化行政处罚的实现，是将
具体违法信息统一符码化，使其成为系统可识别的符码，并将其按照一定逻辑设定为可输
出结果。自动化行政处罚系统高度关联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成本，对违法行为的多频次捕
捉且作出处罚决定，是对既有行政处罚成本的大幅削减。
行政行为的作出要严格遵循 “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范逻辑，限制其能动性与算法
强调的客观性高度吻合，进而用算法替代人工作出行政处罚具有可证成的正当性，即以规
范化系统论解释行政行为。一般来讲，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需要有发现违法事实、固定
案件证据、人工审核决策、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式化行政程序，且需要专人负责。而行政自
动化的应用，先是能够剔除人工参与的程序，再将 “链条式的程序嵌套”简化为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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