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党政研究》2024年么6期

治理的有效途径。 只有将国家正式制度与地方非正式制度实现有机融合，才能避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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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转失焦，增强政策的接受度。
本文认为中国式生态扶贫的效能在于国家政策作为正式制度的合理性与非正式制度的
融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治理体系。正式制度在设计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制度内容本身的合理
与外在要求。制度自上而下运作过程中微观可操作性逐渐增强，宏观指导性逐渐消退。地
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会根据非正式制度形成地方化惯习模式，与正式制度融合成互补性的
政策体系从而增强政策的接受度，形成相对完整的治理体系。
（一）正式制度：外部推动力
由于个体行为的善变无常，很可能会产生非意图性后果，个人行为需要正式制度的引
导和约束，去除个体的任意性和个人主义因素。组织的存在和延续离不开正式制度，正式
制度明确了组织内各层级的权力和职责，从而避免组织跨界引起的权力滥用和职责混乱，
确保组织内部的运作高效和协调。正式制度不仅形成严格的规训和制约，而且通过赋权为
行动者或组织提供资源支持和合法性基础。诺斯将正式制度定义为 “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
一些政策法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
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单个的合约” 。正式制度在设计上一般会界定明确的责任、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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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可为的规则以及惩罚的规则；在形式上通过正式、规范、具体的文本来确定；在实施
中借助于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言而
喻，正式制度确立在权威基础之上，通过外部作用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行为，并保证组
织内部和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在生态扶贫中正式制度通过制定政策框架指明了扶贫目标、
责任分工、资源投入等，为生态扶贫提供了方向和操作规范。此外也实现了多部门、多层
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避免生态扶贫工作中的重复和资源浪费，推动生态扶贫的有效进
行。
（二）非正式制度：内部驱动力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植于地方文化和社会规范土壤中，先于
正式制度自发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包括道德、惯例、习俗等。诺斯指出非正式制度是正
式制度的扩展、阐明和修改；是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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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浓厚的乡土传统，以 “家”为本位的伦理观遍及乡村邻里形成了 “熟人社会”，行为
互动逻辑与人情、面子息息相关。“在中国情理社会下人们会选择放弃理性和制度来获得
更多社会资源和日常权威。” 中国农业社会在互动中形成了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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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农户的生存和延续。 有学者则发现非正式制度既影响农村社会资本提供公共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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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政府在农村公共支出提供公共品的效率。 非正式制度虽然不具有正式制度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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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一是缓冲压力体制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
力，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二是在正式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其
进行补充，履行正式制度的部分功能；三是凭借小团体中的互惠关系克服动员难题，为集
体行动的发起提供组织基础。 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柔性管理，不依赖于国家的外部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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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在于地方群众对惯例的认同和心理的归属。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可被看作是一种自律
方式，主要依靠人们内心的自省和自觉规制着个体的行为，个体慑于非正式制度形成的社
会压力而不得不遵守规约。生态扶贫在地方性具体情境执行中，需要结合地方的文化、社
会、环境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三）融合机制：实现治理效能
“机制”源于工程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后来扩展到多个学科，泛指系统内子系统或
者要素之间互动及运作方式。Ｌｅｏｎｉｄ·Ｈｕｒｗｉｃｚ 提出机制设计理论，揭示了分散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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